我的散文集“回忆与思考”里的一篇，心中偶像陈登三老师

心中偶像陈登三老师

陈登三老师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中偶像了。

他面容清癯、声若洪钟、身材伟岸，至少有一米八六，不过那深厚的底蕴和文雅冷峻的风度在我们心目中的海拔更高。

他定力令人惊叹，一进课堂，将课本放在讲台上，就走上前来靠在第一排桌边，除了偶尔去黑板上写几句标题，整堂课都不会挪动地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着实令人着迷。每当我仰起脸来扫过他伟岸的身躯，注视他那从容自信的面容，听着他自成文章的讲演，真有高山仰止的感觉。

他是老北大历史系和文学系毕业生，是双学位，称得上学富五车，教我们初二的历史课，轻车熟路，口若悬河，感觉是大材小用了。讲课从不看教材，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分析问题丝丝入扣、鞭辟入里，语言干净流畅，没有一点多余和拖沓，就像一个身材完美的人，身上没有一块赘肉。

他总是用通俗而略带儒雅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绘声绘色，恍如身临其境。记得讲到五四运动，感觉陈老师就在那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里边，挥动标语、奔走呼号，最后跑去一把火烧了赵家楼。

他时不时地对历史事件评论一番，这时就透出浓浓的学术味了，传统文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文绉绉地讲述里夹杂着许多典故和成语，像“尾大不掉”啦，“纵横捭阖”，“李代桃僵”啦，果然融文学历史于一炉，彰显了双学科底蕴，林林总总都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每每听着他出神入化地描述历史，渐渐忘情之时，故事在不经意间就结束了，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像约好了似的，下课的玲声响了，配合之默契，令人叫绝。最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节课都要重复这绝妙的配合，真是让我们五体投地了。

无独有偶，工作后有一次听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当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结束时，沉浸在美妙意境中的我被掌声惊醒了，这一瞬间我突然找回了陈老师当年下课时的那种感觉。

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在我居住的大院里有几个很顽皮有灵性的好朋友吸引着我，课后就跑回去泡在一起，很少参加班里的活动，和陈老师更是没有单独沟通，连一句话都没有。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他是相当关注我的。

陈老师非常严谨、追求完美，他可能想不通，像我这样上课思想不集中、小动作不断的学生居然成绩还不错，其实听他的课我已经是最投入的了。对于我，他是恨铁不成钢，到了期末，终于发难了，操行评语就是一篇檄文，对我大事挞伐。

一般操行评语都是用摘要的格式，寥寥几句，勾勒出学生的优缺点，再指明努力方向就可以了。而陈老师却用了一篇短文历数我的各种自由散漫小毛病，甚至连用水龙头喷水都不漏过，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我现在还记得老爸看到这一页时大跌眼镜的震惊表情。

第一次有老师对我这么关注，错愕中也深有触动，原来我自以为得计的小动作都难逃他的法眼。

后来经历多了才意识到，从求全的观点看，我这种另类的边玩边学的方式遭非议肯定是难免的了。但我更喜欢这种高效灵动、起伏跌宕、充满张力和脉动的方式。那种一心多用的跳跃、左顾右盼的灵动、张弛有度的节奏、高潮澎湃的激情、倾泻而出的酣畅只有自己才能体味，尽管很难为一般严谨求全的老师和循规蹈矩的同学所接受，自己慢慢地也就释然了。

其实陈老师早就盯上我了。他有个习惯，讲课前要先提几个问题，检验上一堂课的学习效果。所以历史课前的课间休息，同学们大都埋头看书，忙于应付。我也不例外，临阵磨枪可是我的强项。

终于叫到我了，我准备得很好，对答如流，得了5分，当时学苏联，采用5分制，环顾左右，颇为自得。接下来的历史课前就充分放松了，总不能连续提问同一个人吧？可是他偏偏又是把我叫起来了。

“嗡”的一下，我脑子空白一片，支支吾吾，一个字都答不上来。

“一分！”吞下了这颗苦果，我低着头，根本听不见老师讲什么，倒是感受到了同学们异样的、刺人的眼光。

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会这样。以前看过一本书，志愿军谈打仗的经验，说是刚刚爆炸的弹坑是最安全的，因为不可能连续两个炸弹击中同一弹坑。我就纳闷，怎么陈老师的炮弹就偏偏连中两元，都打到我这个弹坑里了呢？

这边我还没想明白，那边波澜又起，紧接着的历史课，老师又出手了，又把我叫起来，连续第三个个炸弹又落到我的弹坑里了！我却傻守着“弹坑规则”，还是没准备。但这次总算长了心眼，决不能冷场，东拉葫芦西扯瓢的，凡是能沾得上边的都往外倒，直到老师叫停，不念功劳念苦劳，给了3分，勉强及格，总算没丢尽面子。

到了大学才明白，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错误地领会了概率乘法定律。根据这个定律，三个独立的随机事件同时出现的概率等于它们单独出现概率的乘积，上面那三个提问的概率很小，也就是六十分之一这样的分数，三个六十分之一连乘，这乘积当然就更小，几乎就不可能出现了。

可关键在于我这个倒霉的经历并不是随机事件，既然陈老师一心要教育我，有备而来，对我的提问就加了很大的权重，并非随机的了，概率的乘法定律，这个倒霉的 “弹坑规则”当然就不适用了。

后来当了老师，给研究生上《统计热力学》课，教材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我很崇敬的北大唐有祺先生写的书，好歹应用了一把概率乘法定律，这才摆平了当年的缺憾。

有个女学生，相貌智力都很优秀，心气也很高，可能是曲高和寡，岁数不小了还没有男朋友。在分析有关熵的统计意义时，我就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将她劝。

说是“有人找对象，总是没有中意的，自己条件并不高啊，就四个嘛：研究生学历、身高超过一米八、长得要帅气、家庭经济条件还要好。可是大家想了没有，满足每个条件的人比例都小于十分之一，根据概率的乘法定律，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就要都乘起来，是不是要小于万分之一？那岂止是百里挑一，简直是大海捞针了！”

余光一扫，她的脸当即红了。后来不久她就找了个男朋友，个头不高，黑黑胖胖的不起眼，布衣粗食，草根一族的摸样。再后来她去欧洲留学，男朋友也就“妇唱夫随”了，真是个挺好的家庭。

呵呵，我和这个冤家定律终于打成了平手。

没想到此后竟一发不可收，概率乘法定律如影随形，时不时地在匪夷所思的地方冒出来。

比如足球，对中国男足的糟糕表现彻底失望之前，我曾经是足球迷。作为弱队的中国队迎战强队时，教练常会讲一句“足球是圆的，都有机会赢。”仿佛夜过坟场吹小调，给自己壮胆。其实，语焉不详之中，潜台词似乎就是概率论中等可几的意思，就好像扔钱币，正面反面都有机会。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不同水准的球队权重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我琢磨着应该还是概率乘法规则使然。你想，足球场上人那么多，完成一次射门平均要传递近十次，每次成功的概率都相当小，这些小的分数连乘十次得到的成功率就是更小的数了。虽然强队比弱队失误更少，成功机会也更大，但毕竟绝对数值也还是不够大，这就是为什么足球比分相比篮球的要小很多的原因。心理变化、裁判和主客场气氛的影响的权重反而不可忽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弱队相对就有赢的机会了，以弱胜强、惊喜悬念迭出就不奇怪了，这正是足球可看性的一种体现。

篮球就不一样，弱队赢的机会少得多。只需三传两递就完成一次进攻，成功概率乘积就大得多，强弱之间因技术差异导致的进球概率差别就加大，胜负的悬念就少。可是与足球相比，比分就会大很多，这又是篮球的别一样的可看性了。

“微吟不道惊溪鸟，飞入乱云深处啼。”明代画家沈周一语成谶。陈老师不会想到，他的密集提问竟让我与数学定律结下了不解之缘，时不时地冒出来，采摘我知识领地里的新鲜果实。

换个角度，从兵法上讲，陈老师这连续的三招就是出奇兵了，这是后来看了一篇介绍刘伯承用兵的文章才悟出的。他率八路军在山西七亘村“重叠设伏”， 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成功伏击日军劲旅第20师团，打破了“用兵不复”的用兵原则。陈老师此举真乃异曲同工之妙啊。

他真的没白费心，那精准的语言和冷竣的风格与后来教高中历史的辛老师的混沌描述和奔放的做派相得益彰，使我从不同角度感受到历史课的魅力，受益良多。

让老师们可以欣慰的是，此后对历史的兴趣就与我长期相伴并且持续发酵。大学里我虽然学的是理工科，课余却更喜欢阅读文科刊物书籍。除了音乐、文学、建筑、地理和绘画等，像中世纪史、古希腊史、成吉思汗这类历史书籍也都在首选之列，对我的自然科学的学习真的是大有裨益，越来越感受到，正是文科这些形象思维对我理工科的逻辑思维形成互补，想象力助推了我的创造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工作生活中体味到的学科融通的快感也越发浓郁，这也是当年读中学时自己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