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文化：《乌金记》案始末

       

六尺巷文化：《乌金记》案始末

        乾隆年间，安庆桐城北乡（现大关镇台庄村）王家大屋，有位家财万贯的王子旺员外，生有一女，名叫王桂英。双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聘请距此地五六里地的王集周庄秀才周明月为私塾先生。王小姐貌美贤淑，知书达理，二八妙龄与一河之隔的猴岭李湾书生李官保（仪春）结为伉俪。王小姐出嫁时，其父以传家无价之宝——四块乌金和一对玉镯为其陪嫁。一时惊动四县八乡。

        新婚之夜，盗贼雷龙潜入洞房，借新郎辞客进门之际将其杀害，盗走乌金。次日一大早，王小姐房内寂静无声，公婆上楼，不见了公子，桂英说：“公子昨晚下楼送客后就没有上楼，我正纳闷呢？”李家人见楼梯步步有血，顿觉大事不好，只见李公子已被杀，倒在房外墙角。

        李仪春被杀，乌金被盗，李家以为是媳妇桂英勾引奸夫所为，告到县府。桐城知县陈琳仅凭现场周明月的一把折扇主观臆断，盗案当作奸案办，认为王桂英勾结奸夫——她的恩师周明月杀死李仪春。严讯逼供，被屈打成招，王、周被打入死牢。

        周明月之妻陈氏（大关镇台庄村牡丹冲陈门大户之女），勤俭贤淑，与丈夫恩恩爱爱，情深似海，奔走营救，三寸金莲至南京找到丈夫挚友大讼师吴天寿，哭诉冤情。鉴于死刑已定，问斩在即，吴天寿进退维谷，苦于无计可施。陈氏信誓旦旦，决意刀山火海喊冤情。吴天寿义愤填膺，疾书一百零八张状纸，陈诉真相，痛斥草菅人命。陈氏女“将诉状顶在头上，跪在衙门，逢官遇轿高声叫喊，百姓围观尽诉冤情，万一遇有清官动了恻隐，就有指望救夫君，若无清官来过问，硬闯大堂死命拼”。可是人海之中，未见一个青天。“文官见我催轿走，武官见我马加鞭”。中秋之夜，南京城官民同乐，大放花灯，大小衙门七十二道，道道门不关，陈氏女将诉状掖于发际和周身上下，潜入总督府大堂，夜半击鼓鸣冤，哭诉冤情。

        总督张柏龄权衡再三，不愿扯一动全身，更是使自己下属亲信桐城县官位难保，自己颜面受损，将陈氏女三番五次轰下大堂，烈女陈氏拼死拼活，冲上大堂，舍身救夫，撞死于总督案前。正当皂隶移尸匿迹之时，吴天寿拦尸闹堂，南京总督张柏龄责令下属桐城知县复查此案。陈琳不敢违命，县官装扮商人，明察暗访，几经周折，终于在江西瑞昌县将真凶雷龙捕获归案。周明月、王桂英均获释，乌金完璧归赵。桐城知县陈琳慑于众怒难犯，则披麻戴孝，伴护陈氏灵柩回桐城北乡安葬。至此，此一天下奇冤得到了昭雪。

        周明月、王桂英的同乡和友人曾欲助失妻的周明月和丧夫的王桂英结为夫妻。对此结局有三个版本：一说南京总督见案情大白，从中牵线，李家失子，收周明月为螟蛉，与王桂英洞房花烛，侍奉二老，并养老送终。一说周王二人牵手伉俪，白头偕老。一说周明月铭感陈氏义烈，更有师生龌龊之嫌，誓不再娶，仍以授业终生。王桂英念李郎罹难，看破红尘，身心俱碎，遁入深山空门，削发为尼，甘同晨钟暮鼓为伴终身。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惊动官府，广为传播的事件，又处于那种错纵复杂的环境之中，后一种传说较为可信。

        清嘉庆三年（1798），上海新垃圾桥北燮记书局出版石印本《绘图王小姐乌金记全集》，清道光年间，民间艺人将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谋财害命案，编成戏剧，到处演唱，至光绪年间形成黄梅戏剧目《乌金记》，被列入三十六本大戏经典剧目之一。但是这一剧本因鞭挞了桐城县官的胡乱断案，草菅人命，并在唱词中出现痛斥“骂一声桐城县昏庸无才”、“桐城县无法无天忒胆大”、“桐城狗官，循私枉法，情理难容”、“知县大人为官不正，屈打成招，冤枉好人”等词句。此剧在桐城受到忌讳，因而禁演，故有“桐城不演《乌金记》”之说，只有少数观众在外地看过此戏。

        1980年，桐城县黄梅戏剧团冲破藩篱的枷锁，公演了这出戏，让桐城人民也看到了这本据实编演家乡人和事的传统戏《乌金记》。看到了这本戏中：屈死无辜陈氏女的忠贞和义烈，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丈夫死罪冤案清白的高贵品质；吴天寿义愤填膺、赤胆无畏，凛然正气的高尚情操；周明月、王桂英的师德、贞洁和师生情谊；旧时桐城县官、南京总督草菅人命、循私枉法的肮脏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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