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在网上看到很多文章和一些书籍，其中不乏学术性的，内容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对于欧洲、尤其是启蒙运动产生的重要影响。总结一下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1）中国文化帮助构建欧洲的“理性”；因为中国的“道”这种无神论思想，是一种自然之道，而不是神的启示，演变成了欧洲的理性。欧洲哲学家的理性哲学，与宋儒理学的思想体系更接近。“理性”和“理学”，同一个“理”字，显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理学”是“道”的精神趋于有形化和思维化的表现，而这正好和欧洲人的“理性”相类似了。（2）中国文化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体现在中国哲学影响了法国的“重农学派”。（3）中国政治制度对欧洲产生影响。中国文化对于启蒙思想家影响最大的，是莱布尼茨和伏尔泰。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思想界开始接触到了当时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Jesuits）介绍过来的中国文化思想。“清新自然的中国文化思想，让欧洲思想者们眼界大开。哲学家们从遥远的东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他们吸取中国文化的精神，开拓自己的思想，坚定了反对宗教蒙昧和封建专制的决心。中国文化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启蒙哲学家，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
以上我所引用的那段话，可不仅仅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还引用很多西方学者的著作，例如，美国学者孟德卫评价说：“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异己的希腊罗马权威和基督教相调和，这就为17世纪基督教与中国哲学相调和提供了先例。随后，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开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宣传的宗教。”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尽管有传教士的入侵,中国被欧洲化的程度则远没有基督教西方的中国化程度明显.”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欧洲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相当积极：“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德国学者赖希魏因更认为：“孔子是（欧洲）这个世纪的守护神。”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文化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其实，当时被耶稣会的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儒学思想，是孔孟和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思想。关于耶稣会是如何具体进行这一过程的，张国刚在他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以耶稣会士报告的中国形象为中心》中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他说：“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由17世纪的书信和专著策划，并通过它们日趋成熟，而且那些重要的专著“在塑造欧洲人中国形象方面可能比他们的书信集更有影响”。18世纪前半叶耶稣会士几乎再没有新的所谓“人种历史学”著作问世，单行本著作中除17世纪作品的再版书外，以教务报告和天文观测报告居多，这些报告和耶稣会士书简中所涉及的中国形象都是在17世纪人种历史学著作的基础上重复或细化，而这一切工作由《中华帝国全志》加以全面总结，《全志》看来是18世纪前期出版的唯一关于中国的人种历史学著作。自18世纪初起，在华传教士因从事各种科学工作的缘故，报告内容就已经较多涉及科学，《耶稣会士书简集》即有所体现。中期以后因多种原因，在华耶稣会士无论叙述中国的科学还是人文，都呈现出学术性转向，不再那么热心维护传教事业所需要的“中国形象”，同时耶稣会士的“中国形象”在欧洲也渐渐失去号召力而淡出历史舞台。”
张国刚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接着详尽阐述了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17世纪的耶稣会士都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呈现一个“没有饥荒和瘟疫、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国家”。在描述中国文化时，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拥有古老的科学成就，中国人拥有独立发展且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包括语言文字。中国有丰富的历史记载，中国的教育普及，人们普遍知书识礼。中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哲学和一次为基础的优良政治制度”。
在这种几乎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也有很多传教士冷静地指出：在过去的4千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深奥的科学领域取得过伟大成就。他们分析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将儒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形式的智力活动都因此受阻，且儒学因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最终使之成为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17世纪后期的耶稣会士倾向于认为中国科学发展受阻是因为“中国人的自命不凡和盲目崇古，他们不相信任何起源于中华帝国以外的知识，却对古代不加甄别地崇拜，也不愿挑战古人的思想和实践。”且耶稣会教士们倾向于描写中国政府的理想状况，对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政治现实较少刻画。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统治的现状与理想状况经常脱节。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耶稣会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去时，是经过美化和理想化的，尽管其中也不乏比较客观的看法。这是他们出于传道事业的需要。而关于莱布尼兹对于中国文化的赞美，陈乐民在其《莱布尼兹和“儒学”》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他（指莱布尼兹）对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正是抱着一种兼容和吸收的态度。不过要弄清楚：如果说兼容和吸收过来的中国文化（准确些说：他理解的“儒学”）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佐证”和加强了他的神学，而不是促使他更接近启蒙。”
这位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在弘扬民族遗产的声浪中，对于着意倡导儒学的时贤来说，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就常被提到，因为他们的话都比较中听；而像孟德斯鸠等虽也是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中国情况，看到的却是那极为不堪的一面，其实他提到的一些中华帝国的痼疾倒是比莱布尼茨、伏尔泰式的颂扬要真实得多，也辛辣和入木三分得多。把他的这类描写(如在《法的精神》里)拿来与鲁迅讲国民劣根性相对照，会感到惊人的相像。孟德斯鸠不曾“崇拜”儒学，在放言中国如何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认为有过某种“东化”之势的时候，自然是派不上用场的。”
无独有偶，另一名学者詹奕嘉在《不必羡慕二百年前的中国热》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不过更加深刻：“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欧洲思想大师的确曾经盛赞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文明，但他们之所以推崇中国文化，推崇儒教，将东方君主视为开明的象征，并非是出于衷心喜好中华文化使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正面教材和理想国度来推动西方的进步，可称之为“借华讽欧”、“托华改制”，这和后来的康有为托古改制、借孔子之名行维新之实并无区别。所以，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溢美之词更多的是对中国的一种幻想，说中国文化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是无稽之谈。当时的中国正处康乾盛世，多少文人士子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噤若寒蝉，哪有一点启蒙和开明的色彩？又怎么可能去推动欧洲的进步？
其次，二百多年前欧洲“中国热”还有另一面，即有不少思想家对中华文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伏尔泰齐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华帝国的痼疾进行了辛辣和入木三分的批评，比如“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的不敬就要处于死刑。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比他稍晚一些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则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些批评者的意见，今天看来似乎比莱布尼茨、伏尔泰式的颂扬要真实得多。”
在一片脱离事实的盲目自我陶醉中，以上几名中国学者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欧洲的理性时代，从其开始的90年（1558到1648年），从伊丽莎白一世到黎塞留，从莎士比亚到笛卡尔，理性与信仰的辩论依然局限在基督教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声音会说：基督教本身也可能经受考证，且哲学应该摒弃所有形式的超自然信仰。当欧洲被天主教和新教所撕裂的时候，科学开始松动迷信和恐惧。通过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的发明或改进，科学设计了对数和十进制系统、改革了日历、发展了解析几何，并开始梦想将所有的现实都压缩为一个代数的公式。总的来说，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之一。培根号召人们为了进步而学习，笛卡尔将代数和几何相结合。通过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气泵、数学的改进，通过开普勒的行星定律、伽利略的太阳系新发现、哈维的血液循环图、哈雷的彗星预测等等，科学在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和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达到了顶峰。科学不仅对工业、教育、哲学和宗教产生深刻的影响，还塑造了文学的新气象：科学家对于秩序、准确性和清晰度的追求促使文坛产生了新的文风。崭新的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显示出宇宙是根据不变的法则运行的，没有奇迹，因此祈祷并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上帝是不需要存在的。即使有，他也只是一个类似于钟表匠的存在。17世纪末，人们已经把科学看做是乌托邦的先驱和人类的救星，并想象有一天人类将能飞上天空、登上月球。
理性时代，也就是启蒙运动的精髓是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特征就是科学和哲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致命冲击。在这一时代，英国完善了立宪君主制，美国的独立运动取得胜利，法国则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不管莱布尼兹和伏尔泰如何对他们所理解的、过于理想化的中国文化大唱赞歌，而与理性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中国文化，其实对于启蒙运动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真实的中国在其后越来越被欧洲所了解，赞颂的声音也就绝迹。喜欢探索外部世界的西方热切地想要了解中国，而中国却不愿去了解西方。不过，中国最后还是要接受西方的文明。盲目自信，只会让自己摔跟斗。而拥有科学的求实探索精神，才算是理性的开始，才是进步和现代化真正的希望。
参考资料：
1. 张国刚：《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以耶稣会士报告的中国形象为中心》
2. 陈乐民：《莱布尼兹和“儒学”》
3. 詹奕嘉：《不必羡慕二百年前的中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