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大学》（三）

十、“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与  “于止，知其所止”

《中庸》14章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要把这一章的义理脉络给梳理清楚。“素其位而行”与“无入而不自得”首尾呼应，前者自始位言，后者自终位言。“不愿乎其外”与“素其位而行”，乃同义语反复，犹如《中庸》首章先说“率性之谓道”，再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对“素其位而行”进行展开，落在具体情境中阐发“素其位而行”。

“自得”，“得”通“德”，如孟子云：“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无入而不自得”，与“左右逢其原”同义。体会“素其位而行”，其实不是说“名位”，而是说“德性”。素，平常也，恒久也，“素其位而行”，乃率性而行，此“行”即是“道”。

所谓“不外”，非不外于“位”，而是不外于“性”，犹如《中庸》首章说“须臾不可离”。“行乎富贵”之“行”，从“德性”中开显出来，而不是从“富贵”之位中发出，富贵、贫贱等只是弘道所借助的一个中介。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中庸》所言“素其位”，须体会到“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这层意思。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以下四句，分几种情况阐发“素其位而行”。如果理解为：生于富贵之家，就做富贵人该做的事；生于贫贱之家，就做贫贱人该做的事。这样解读“素其位而行”，把“不外”理解为不外于富贵、贫贱之“位”，其实还是落在外面，没有实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与“无入而不自得焉”语义不能顺接。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为仁由己、欲仁而得仁，此是求则得之，求之在我；名爵官位，求之在外，得之有命。“素其位而行”，乃求之在我，行乎富贵、行乎贫贱，“行”非行事，或在其位谋其政，而是性德之流行发用，即是弘道事业。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弘道事业不拘于富贵、贫贱，“富而好礼”与“贫而乐”体现不出区别，富贵与贫贱对于君子弘道来说打通为一，唯如此，才是“素其位而行”或“无入而不自得焉”。

“政者，正也”，“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故政治的本质是教化，治国平天下的功业以“明明德”为本，外王事业从内圣功夫中自然扩充出去。君子如不能得位行道，在基层兴教化、正风俗，也是在弘道。无论是修道功夫，还是弘道事业，均是求之在我。

《大学》曰：“《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五句是对“止于至善”的展开。虽然身处不同的位置上，德性展现出不同的科目，但“仁”“敬”“孝”“敬”“信”均是从德性中派生出来。

“至善”为心之本体，《中庸》以“至诚”尽其性体，对应《大学》则是以“至善”尽其心体。此心止于至善，便能全得心体之中正平和，自然能实现“发而皆中节”。如阳明先生指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十一、“诚身” 与 “诚意”

《中庸》20章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相对于“率性”而言“修道”（修身以道），相对于“性”（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而言“身”。“诚身”功夫落在“身”上，分一下人己内外，功夫也就有一个先后次第，故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孔子将境界再拔高一层，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思虑本是人的精神活动，为何孔子落在“天下”上说“何思何虑”？对比“朋从尔思”与“天下何思何虑”，前者有“思”而后者“不思”；前者有“身”，有内外人我之间的一感一应，而后者“无我”，其实是通贯内外人我，感而无所不通。故孔子唯有下“天下”二字，才能表达“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层意思。

《中庸》20章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对比分析“诚者”与“诚之者”，只一字之差，就是天道过渡到人道，从“率性”下降为“修道”功夫。“诚之者”，这个“之”即指代“身”，“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承接前文“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中庸》21章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则能…”，意味着前后各环节是一以贯之的。《大学》首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体会“欲…先…”，“…而后…”，前后环节有一个先后次第。

《中庸》21章“唯天下至诚”，承接《中庸》20章“诚者，天之道也”。《中庸》20章从“民不可得而治”，经由“获乎上”“信乎友”“顺乎亲”，再追溯到“诚身”“明善”。明善而后诚身，在《大学》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从“明善诚身”到“民不可得而治”，犹如《大学》八条目从“格物致知”过渡到“治国平天下”。

《中庸》曰“诚身”，《大学》曰“诚意”。心之所发为意，有内外的分别，故曰：“诚于中，形于外”。由此可以看出，“诚”作为功夫并不是直接落在“意”上，并不逐外。“诚于中”即“自慊于心”，这是“诚意”功夫之头脑。“意”乃心之所发，“意”若诚实，“意”即是“心”，所谓“形于外”，即贯通内外，由功夫而复其本体了。

《中庸》23章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

“致曲”，“致”为动词，表示功夫，而“至诚”之“至”为形容词，“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只是一个“率性”，不必额外做功夫。“曲”意味着有内外人我之对立，“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相当于《大学》所言“诚于中，形于外”。

十二、“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中庸》21章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自诚明，谓之性”，“性”即《中庸》首章所言“率性”；“自明诚，谓之教”，“教”即“修道之谓教”。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连用两个“明”字，暗示“明明德”（格物致知）功夫不可向外袭取。“明德”，是自家德性本来具有的光明，如《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明明德”， 经由一段“明明德”功夫而复其“明德”之本体，须向内用功夫，不假外求，此是“自明诚，谓之教”。

“自明诚，谓之教”，“明”，对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前一个“明”，表示功夫；“自诚明，谓之性”，“明”，对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后一个“明”，指向本体。“性”与“教”，境界上有高下之分。“自诚明”与“自明诚”，虽然只是两个字位置互换一下，但“诚”与“明”的涵义均有了区别。

“自诚明”，“诚”为“至诚”或“诚者”，“明”通“道”，如《中庸》25章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自明诚”，“诚”乃“诚身”或“诚之者”，“明”为修道功夫。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即《中庸》所谓“自明诚”。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明”，但一做“自反”功夫，性体之光明就生发出来了。孟子相对于“性之”而言“反之”，既然说“反”，就意味着内外人我有别。故“反身而诚”，“诚”即是“诚身”。孟子接着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己及人为“恕”，也说明“反身而诚”，“诚”字义浅，非“至诚”或“诚者”。

孔门之学，乃成德之学，非博学多识。孟子道性善，只是为后天做修学功夫开示一个头脑，“善”须从自家性体中生发出来，正是要为孔门正学端本澄源，杜绝“义袭而取之”。《大学》三纲领以“明明德”为发端，以“止于至善”为终结，“明德”与“至善”均是心之本体。“明明德”，《系辞》曰“继之者，善也”；“止于至善”，则是“诚之者，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