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戢翼翘先生口述历史》摘要
戢翼翘先生（1885—1976），字劲成，湖北房县人。先生有志报国，二十二岁随堂兄翼翚东渡，习军事于日本士校，辛亥年学成归国，供职于保定军校。戢翼翚前辈是孙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运动的革命之第一人，后被袁世凯以通革命党、危害朝廷的罪名而惨招杀害，年仅三十岁。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中，参加上海光复之役，1922、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中，分别任兴绥军参谋长、奉军第一军参谋长，1931年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参谋长，主持行营工作。1935年4月5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授于其陆军中将衔。1947年春，被选为民社党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后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统府咨委。1976年逝于台北。
一、先生为人忠厚仁义、智勇双全。
我之加入滇军是我在日本士校同班挚友张子贞介绍给唐继荛的，而唐继荛于民二由黔回滇是得到张子贞极力拥护的，照理唐应该重用他，信任他。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唐幷未重用他，他当然很不满，从来唐竟将他解职，使张更怀怨意。民六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籍口法统中断，召集临时参议院掌握政权，南方各省才召集旧国会共组护法政府与北方对歭。在南方对歭局面下，北方的段祺瑞当然唯恐南方不乱，张子贞便受了段氏的利用来图谋云南。
民国七年七月，张子贞突然潜到楚雄来找我，他对我说段祺瑞要发表他做云南督军，只要他能把唐继荛推倒，现在他既无军职，又无可靠部队，想利用我在楚雄的两旅兵攻唐。在张想我和他关系最深，一定会答应的。可是我的想法不同，我之入滇固然是赖张之力，但唐亦是我士官学长，即来滇任职，彼此已成为好友，他信任我，把军队交给我，我怎么能够用他交给我的军队来打他，岂不又污（忠信）？再说若我起兵帮他抢得滇督，以后兵连祸结，为灾滇民，我以一个外省人，最好置身于滇人闹家务之事外，所以我对张说：“我的军队不能帮你的忙，双方都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帮他打你，也不能帮你打他。”这时唐继荛不在昆明，他的弟弟继禹代理督军，已获悉张子贞谋不利于继荛的事，下令通缉他。在张到楚雄时，继禹的通缉令也到了，悬赏二十万银元，如经拿获就地正法，若隐匿不报或纵逃，一律军法从事。这通缉令是用电报打来的。我就对张说：“你走，可以从我的防地到缅甸去。”张便由楚雄安全出走，经缅甸到北京去，而我既已冒犯军法，纵逃重犯，便自动赴省垣向代督军报告纵张逃亡原委，我的报告书说明：
第一、唐、张均属滇省人士，值此护国义举刚成，共和恢复不久，闹出操戈内讧笑话，岂不使滇省蒙羞，世人不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唐、张及我均为日本士校同学，也均曾洒歃血起义，今以私怨自残，岂不自陷不义。
第三、同属地方人士辗转仇杀，必使全省民生雕弊，百姓涂炭；发展振兴地方尚嫌缓不济急，怎忍任其自行摧残。
我在报告书上写了这三点理由，同时我对唐继禹说：“张子贞过去帮过你哥哥的忙，这回你通缉他，我让他走了。我们关系不同，他是我同学，不能不放他走；同时若杀了他，怕引起兵变，我不要云南糜烂。你要军法从事，听你。”继禹说：“那不行，一定军法从事。”我说：“随你。要杀要关随你！”他便把我关在陆军监狱，其实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住宿饮食都很受优待，只是失去了自由而已。过了两个月，唐继荛写信来要放我，他明白我的行动完全本于对唐、张个人及全省百姓一片忠义，而自身甘冒“军法从事”的灾难，所以以隆重的军礼用轿子把我接出监狱，地方乡里闻讯，均鸣放鞭炮欢庆我获得自由。我自信我的作为，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地方，各方面都顾全了。（按：劲老来台后，四十九年曾晤及一滇籍老人，此老人追述当年滇省民众为感念劲老免百姓于涂炭的恩德，在大理府建有功德碑，颂扬劲老作为，劲老从前并不知此事。）
民国八年春，唐继荛来找我当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我说：“不好，我是受军法处过刑的，怎能到将武堂去当模范？”他说：“我们正需要你这种道义。”我推辞不掉，便接了教育长。这时唐很注重培养军事干部，我去这年，他收了不少的侨生到讲武堂来。我担任讲武堂教育长两年，到民十年年初便升任堂长兼高等军事学校（等于现在参校）校长。
二、张氏父子之对比
张作霖虽然出身绿林，不学无术，但为人豪爽，有决断力，且能知人善任，信人不疑。日本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主要的一部分是满蒙的特殊利益。袁氏去世前后，张老将在东北崛起，日本人以为出身绿林的张老将一定好对付，那知道张老将真有一手，小权小利可以让的好商量，有关国家命脉或地方安全的坚不放手，而且张老将重用杨邻葛，杨邻葛的政治外交手腕很高明，对日本的内情知道得很清楚，有许多方面的日本人供给情报给他，所以他能对付日本人的要索。九一八事变，日本军人从档案中发现日本人以至于政党很多从张老将这里拿钱。这是杨邻葛张老将的高明处，也是他们两人未死前东北不会发生大问题的原因。
郭松龄倒戈后，日本人表示支持张老将，给郭军限制，日本人并没有参战，也没有出动什么军队，事变后张老将亲访旅大答谢，花自己的钱，并没有订什么不利于东北或国家的条约，难能可贵。（例如日人要求自朝鲜边境修铁路通到吉林，老将说：“通到我家里来了。”坚拒不许。）
张老将出身绿林，但相貌清秀，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到横暴，个子不高，看起来不像武人。他的知识不高，甚至哪一省在哪里都不知道，但为人豪爽，知人善任，可以补其短。我初到东北时在陆军整理处工作，经常看他来整理处，各部门都看看，找人聊天，因为他不看公事，每天无事可做，随便走走看看，聊聊天。
张老将最信任杨邻葛，而杨邻葛也忠心耿耿替他做事，许多公事都是邻葛代拆代行。关于政治方面要和哪一省那些人联络，关于外交方面要怎样和日本人办交涉，关于财政方面要支出十万百万，关于军事方面要如何办兵工厂，与买多少军械，杨邻葛都可自作决定，很多事做了张还不知道，后来张问起了，只要杨说：“这件事是我叫做的。”张就不问了。事做的好，做成功了，固然皆大欢喜，万一事做的不对，做失败了，有人攻击了，即使张不知道的事他也会说：“这事是我做主的。”信任人到这种地步，确实不容易。
除了杨邻葛外，张老将也信任其它人，在财政方面是王永江。王永江粗粗大大，看样子是像个军人，其实是个管财政的文人，所有老将的钱、财政厅的钱都归他管理，老将要钱向他拿就有，其它一概不过问，而东北财政很稳固。等到张汉卿开始问事后，王永江就退休不干了。
老将用人，没有一定的制度，仅姜登选、翁之麟、臧式毅和我都是杨邻葛推荐的；像郭松龄是张汉卿推荐的；而他的老兄弟像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也都始终获得重任，还有一个有趣的用人方式，譬如张作相的兄弟想到军队来做事，张作相就会找老将谈起他的兄弟，老将就问他兄弟做什么的？他就说：“现在没做什么，想叫他来服侍大哥。”就这样叫来做老将的马弁，不久就派出来做军官，在履历表上还要写上当张老将马弁这资格，而且引以为荣，真是好笑。
他不用人则已， 一用人就信任不渝， 他把军队交给人管后就不再干涉， 你向他报告：“某旅增加多少人。”“现在有添了某某人。”他都批准，给械给饷从不多问。他会原谅别人的错误，有时一些下级军官扰民被人告了，他会愤愤的说：“抓了来，我要枪毙他！可恶！老百姓告他。”抓来后，只要那人跪下去头一磕，说自己错了，再说：“我是赤心为老将的。”他的心就软了，说：“去吧！以后好好干。”也就无事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汤玉麟败了，逃到徐州去，不敢回东北，后来他问起来，旁人说汤还找不到事做，他说：“招他回来，”见了面就说：“从前的事我们不说了，你把从前你的部队再集合起来，马上成立，军械我有，钱我有。”还当好朋友如故。
作战时他也不多干涉，他会问：“打大到什么地方？”听了报告后只说：“直前打！直前打！”他为人豪爽，但有仇必报，打败了一定要报复，打胜了再让给人是可以的。
平时他抽关东烟，无事打打牌，张宗昌的山东督办和打牌很有关系。张宗昌在二次直奉战后最初也没有地盘，用人又不加选择，过形膨胀，钱不够用，他就天天陪老将打牌，每天都大输，每天都叫部下替他借钱，他的参谋到处张罗借贷让张去输，最后输到数百万了，张宗昌就对老将说：“我没钱了，部下的饷也发不出去。”张老将打牌喜欢赢不喜欢输，输了很不高兴，但赢了再还给你没关系。他听张宗昌没钱了，便设法让他当山东督办。张宗昌用人也是很信任，随便什么人对他说成立了什么旅，他都照付械饷，也不去看看，结果有名无实，甚至有根本无人而去骗他的，这也许是张宗昌不会选择人才，而张老将却善于选用人才，老将统治东北十多年，到他死后，他的大公子还能承受父荫，不是偶然的。
从前杨邻葛怕老将父子感情破裂、怕祸事株连，劝老将把郭松龄就地枪决，这是好意，可是郭的旧部不这样想，他们认为郭是一心拥护汉卿的，而杨邻葛害死了郭，他们打击杨是替郭报仇，也是替自己洗刷，他们在汉卿左右说多了，汉卿又是个轻举妄动的人，于是上台后的第一件轻举妄动便发生了。
当然张汉卿可以怨恨日本人杀他父亲，可以设法报仇雪恨，但方法应多考虑。同时你对日本人既拉破了脸，对另一强邻苏俄总该把关系搞好一点，可是恰恰相反，易帜不到半年就和苏俄打起来，派了两师人冒冒失失去打满洲里，结果吃了败仗，还好苏俄这时也不想把事扩大，很快就谈和了，而张汉卿同时和日、俄为敌，无论他力量多大，都是“轻举妄动”的表现。
三、郭松林倒戈和九一八事变
这边沈阳张老将虽然知道危险期已过，但善后事宜也颇费苦心，一听说捕到郭松龄，很愤怒的说：“已经抓住？把他押解着来！我要亲自问：他为什么要倒我的戈？”在他旁边有杨邻葛、郑谦等人，杨、郑都是很稳健很有头脑的人，郑谦说：“日本人派兵在营口以北一带巡逻，万一知道我们押解的是郭松龄，中途来截去怎么办？”郑顾虑日本人翻云覆雨，唯恐中国不乱，现在郭既失败，如果日本派兵把郭截去，郭答应了他们要的价钱，他们何尝不可以转过来助郭倒张，在那混乱的局面中，不能不有这层顾虑。至于杨邻葛顾虑的是另一层，他大概多少知道郭的倒戈，张汉卿实在脱不了关系，据说他们曾开过天津会议，详情只有天晓得。郭倒戈后，张老将父子也闹得很不愉快，汉卿一直不敢去见老将。如果让老将亲自审问郭松龄，郭把天津会议内幕公开出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汉卿，那老将父子之间将无法善后。因此他对老将说：“郭反正是要死的，不如就地枪决，以免过事株连。”老将一想也对，事情既已过去，郭底下的人也都大半过来了，不必留活口牵连无辜，便喊高擎三过来，要他带卫队到四方城去枪毙郭氏夫妇。第二天天亮高就赶到四方城，郭松龄一听高来了，便知道没希望了。这高也是的胡匪出身，跟张老将多年了，把郭松龄夫妇带出来就枪决了，尸首带回沈阳，放在最热闹的小公园露尸三天，其时已近隆冬，冰结极厚，死得也够惨了。
平心而论，郭松龄亦有其取死之道，郭自己绝不能控制奉军，最后终因此败亡。设若郭真心拥护张汉卿，然而汉卿与老将之间是父子关系，怎能叫儿子去推倒父亲？何况东北的天下是老将打出来的，再说若郭一心拥护汉卿，而老将也愿意让给汉卿，但郭也不能把杨邻葛等视若无物，更不能轻视老将的老兄弟张作相、吴俊升等的力量，是不是这些人都愿意老将让？郭不知己不知彼，有其取死之道。很不幸的是杨邻葛的一片苦心竟被人歪曲，以后反惹祸上身，真不值得。有人说杨邻葛和张汉卿争做领袖，这不是事实，邻葛对老将军忠心耿耿，无可怀疑，他好揽权，好做事是真的，不至于和汉卿争。同时邻葛也没有兵权，如何争权？至于老一辈的吴俊升死了，张作相、张景惠人很忠厚，也不会和汉卿争。汉卿多年带兵，掌握了兵权，加上老将在世待人极好，爱屋及乌，张汉卿便继承老将，成为东北人所公认的领袖。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翌年一月十一日杨邻葛、常荫槐在张汉卿官舍被杀，罪名是阻扰易帜，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十七年六月张汉卿整顿军事，杨邻葛、我和一些老军长都成了光杆，邹作华区外国游历，回东北后也成光杆。那时杨邻葛还是像他替张老将做事的时候一样，对许多事不肯放手，开会时对汉卿也许不太客气，他大概想汉卿十一、二岁时他就帮老将做事，从小看汉卿长大的，有点倚老卖老，而且老将时代他独断独行成了习惯，一时也改不了，而没想现在张汉卿的性格究竟和老将不同，而郭松龄底下的那帮人整天在汉卿左右嘀嘀咕咕，准备着不利于邻葛。那时我们也看出情形不对，我和王树常去劝他出国游历，我们想只要他出国一趟，回来后局面一变也就没事了，哪知他是一个有进无退的人，自己走上死途。
从前杨邻葛怕老将父子感情破裂、怕祸事株连，劝老将把郭松龄就地枪决，这是好意，可是郭的旧部不这样想，他们认为郭是一心拥护汉卿的，而杨邻葛害死了郭，他们打击杨是替郭报仇，也是替自己洗刷，他们在汉卿左右说多了，汉卿又是个轻举妄动的人，于是上台后的第一件轻举妄动便发生了。
常荫槐是杨邻葛的人，这人也是很能干的，但是个性很强，东北人都有这种性格，乱来的，可说是“恶霸”，他当军法处处长时，常常对犯法的士兵就地枪决，结了不少怨，但对他莫可奈何。他管东北的铁路事业，又一套办法对付满铁，他从黑龙江向南建了一段一段的铁路，最后接起来可通到营口，这是和南满路平行的，又建了吉林通营口的铁路，再准备在葫芦岛建商港。他知道一时还无法取消日本在南满的特权——这是日人死不肯放松的，但他要用平行线的铁路打垮满铁，用建新商港打垮大连，正因为杨邻葛、常荫槐是敢做敢为的人，有些事难免越出常规。常荫槐是黑龙江省长，和杨比较接近，万福麟是黑龙江督办，是张汉卿的人，常荫槐在黑龙江想扩展省警备队，万当然有点顾忌，而最不对的是常通过杨的允许，经向日本人买了两万支步枪，这件大事杨、常事前都没有向汉卿说明，汉卿的左右就说：“这还了得，私自扩展力量。”汉卿召杨来问，杨说：“不错，我答应买的。”他不想想，现在不必比从前，自有取死之道。
一月十月十一日，张汉卿请杨、常到自己的私宅，杨、常进了门，从大厅走过，上楼梯一看情形不对，汉卿已布置了人，杨邻葛用手一比说：“你敢！”机关枪就一齐扫射，两人死在乱枪中，收拾他们的是卫队长谭海，和高纪毅、黄顾声、王以哲、张恒若这些人，这些人都参加过天津会议，后来也多半不得好死。杨死的那天我从天津家里到潘阳来，路上还听人说杨在丰天做生日，次日到沉阳车站，一下车，车站稽查长跑到我身旁说：“昨天少帅在公馆收拾杨参议、常省长。”我吓了一跳。回到家里，张汉卿打电话来要我去他公馆。我去了，到的人不少，荣臻、邹作华都来了，停了一会，汉卿出来了说杨、常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我们说：“你找我们做什么？”他说：“请你们想想怎样措词报告中央？”我们说：“司令，你自己找秘书商量。”就辞退了。后来听说请郑谦来，郑谦从前担任江苏省长，杨任督办，两人是合作的，汉卿要他拟电稿公布杨罪状，郑本来有心脏病，拿了笔发抖，张汉卿看他实在写不下去了，才叫他回去，当天晚上郑谦就逝世了。
张汉卿为了报告中央，也为了昭告世人，更为了对此事有个交待，后来不知找了什么人写了通电，以“阻扰统一”的罪名，来掩饰他杀杨、常的真正动机，其实他们两人不是死于阻扰统一，也不是死于争权，是死于张汉卿的公怨私仇，死于张汉卿的轻举妄动。死后棺木就放在姜登选的祠堂两边，一边一个。——这祠堂是我们拿钱为姜修的，姜也是在轻举妄动下的另一牺牲者。
杨、常的案中央当然不管，我们老军官也不会出来抗议，可是吃亏的还是张汉卿本人。这成什么体统？一个一生为你张家帮忙的人，在东北乃至于在国家都其地位，为什么请到私宅，问也不问就乱枪打死？你不喜欢他，有许多法可以安排，可以叫他出国，或叫他下台，至少也应保留他的性命，这样就杀害处置了，叫人如何再替张汉卿做事？这一来老人全寒心了，胡毓坤等都很愤慨，翁之麟不干了，以后老人们不替他出主意了，在他身边的尽是青年人，老成的一辈都不和他来往，无论什么事不来问询，是不会自动找他的，以后东北便多事了。
东北处在日俄两强之间，主要外交当然以日俄为对象，实行易帜当然已和日本闹得不愉快，这以后张氏竟把东北外交问题全交给中央处理。外交事件固然应当由中央来办，但有些关系地方厉害的问题，还是需要地方官吏和外国解决的，单由中央来处理就有问题了。杨邻葛在世时，所有对日外交都由他负责，他对日本的政治情况知道的很清楚，那一个日本阁员在内阁会议里讲什么他都知道，常荫槐主持铁路营建适宜上，对日本人也有一套，杨、常无端被杀，日本人不敢再和东北任何人打交道，也没有人奉命向日本人取得联系，张汉卿把对日外交全交给中央，有问题向中央推。参加收拾杨、常之一的高纪毅荣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管理铁路，日本人找他，他推托不见面，日本人请他去，他说忙，也不去，结果他的车停在窑子外面，被日本人发现，弄得感情非常坏，高纪毅就是用这种方法办外交，所以中日外交悬案越积越多，日本人找不到对象交涉。
当然张汉卿可以怨恨日本人杀他父亲，可以设法报仇雪恨，但方法应多考虑。同时你对日本人既拉破了脸，对另一强邻苏俄总该把关系搞好一点，可是恰恰相反，易帜不到半年就和苏俄打起来，派了两师人冒冒失失去打满洲里，结果吃了败仗，还好苏俄这时也不想把事扩大，很快就谈和了，而张汉卿同时和日、俄为敌，无论他力量多大，都是“轻举妄动”的表现。
日本人在东北早已习惯了和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到张汉卿主持东北军政后，把东北外交问题都交给中央处理，这使得日本人很感麻烦，事实上有许多小案地方能了的，都要由远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外交部处理，迁延时日而且不明真象，交涉起来诸多不便。日本人依照惯例就是不肯到南京办交涉，一再向东北有关机关或直接向张汉卿交涉，而东北官方不是“推”就是“拖”，推不掉就拖，“拖一年半载再说。”因之未能解决的悬案愈积愈多。
这时张汉卿病已经好了，仍住在北平，东北是由张作相代理张汉卿负责的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是荣臻，但也不能解决问题，日本人就要和汉卿直接交涉。数百件中日东北外交悬案及万宝山、中村二案，均未得结果，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了。我想那时如果杨、常未死，他们有办法有魄力对付日人，这事变就不至于发生得这么快，即使发生了，也不至于恶化下去，终于把整个东北都失去。
九一八事变后，中枢要张汉卿不采取抵抗，要经由外交手段，通过国际联盟收回失土，这是一错误的政策！我的主张不同，事变发生后，我对汉卿说：“只有两条路走，不是打就是合。你看看东北有能担当、有魄力的人，派他去和日本人接头，和他们谈判，如果小小损失能完事，一下子解决也好，如果要价太高，那只好打。你不能把这事交给中央，也不能靠国际，这是靠不住的，万一国际不能叫他撤兵怎么办？日本人说中村死了，你总要让他们对他们国人有个交代才行，派人直接和他们交涉，责他们侵略，要他们提出条件，决定是和是战，才能解决问题”。可是张汉卿不听，那时蒋先生也叫他不要抵抗。事实上日本人没有想到如此容易占领沈阳，他们也希望我方派人去和他们交涉，无如我方根本不派出去，只向国际控诉，时间越拉长，占领地方就越大，问题也就越复杂，东北军精锐由荣臻带到锦州，坐视三省沦沉，不抵抗的代价太大了。
日本人轻易的在两个月间占了东北三省大部分，年底又向锦州进逼。这时我看不是在会议桌上可以了事的了，便极力主战。我对张汉卿说：“东北是你父子多年经营的基地，我们为什么听别人处置？现在只有‘打！’应该‘打！’，失败了是我们报答国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力量不够也要打！打完了，死了，这是我们对国家买不来的光荣”。我说：“不能听政府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他们把东北丢了，是你的，活该！我们能收复是我们的，不能收复，败了，虽败犹荣。我们寸土不能让，保存实力是假的，没有用的，‘打’才对得起国家。如果不打，自己土地不能收回，这要让国人来责备，何颜以对国人？”我讲了很多，张汉卿不置可否。
锦州吃紧时，荣臻到北平来请示，我找他商量对策，写了几个作战方案，劝他们守锦州，沿大凌河布防和日军打一阵。再不然先把大部撤退到山海关，加强防御工事，而留少数精锐在锦州，和日军猛打一阵，情势不对时再从热河退回来。一定要打才可对国人有个交代，我们打了，记者报导到全国，即使败了，退了，国人也不会责备我们，千万不可不战而退。
锦州撤退第二天早上，有些新闻记者来问我：“听说锦州已撤退了？”我说：“没有，还坚守着。”刚应付了记者，荣臻已打电报来，要我派人去办兵站，关外东北军已向关内撤退，晴天霹雳，叫我不知所措。我发觉有些事张汉卿并不让我知道，对战守意见也不相同，即不能战，再做他的参谋长也是没意思的。我的个性无论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都知道的，我不是懦弱的人，为什么东北军在这种情形下不打？好多朋友会骂我，会说我：“戢翼翘变了！”“怎么戢翼翘变得这样懦弱？”我只好辞职，我对张汉卿说：“糟糕！今天新闻记者问我锦州退了，我说‘没有’。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这叫我如何向记者交代！这不行，要退也要有计划，前方作战军事情况，怎么参谋长不知道？完了，我不能帮你忙了，我要休息！”当即辞退出来。张汉卿找万福麟来挽留我，我说：“可以找荣臻当”。最后我再向张汉卿说：“我不干了，荣臻已带兵退到滦州了，他回来当你的参谋长。再打，咱们出关干！要不打，将来要受国人责备，你要身败名裂。”张汉卿还是不敢打，不肯打。
四、感慨话平生
我是一个军人，自保定练兵后，历经辛亥革命、.次革命、云南起义、第二次直奉之战、奉冯战事、奉阎战事、中原大战、戡平石友三叛部，几无役不与。作为军人，我有一自信，我替人练兵，一定成功，练的军队所向无敌。至运用军队，我亦很自负，我指挥几十万、百把万大军都不成问题，老军官都很佩服我，我的前辈是蒋方震(百里)、蔡松坡，其次谈用兵要算我了。当然在奉军方面韩麟春也善于指挥队伍，杨邻葛的长才是在政治外交方面。这是我的“自信”、我的“自负”，是否狂妄呢？
我个人无名利心，我处处“让”，处处“不争”，我只要能保全地方就设法保全，能减少争执就尽量减少。我在云南为张子贞案，既保全地方又保全了友谊和誓约，我打下张家口后把功劳让给高维岳，由高当察哈尔都统。东北起的风波甚多，但我均无事。我不争权，不夺利，但对人帮忙则-一定帮到底，定能成功，这也是我所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