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2.19：行正见举直错枉，得民心扶正祛邪

「为政篇第二」19 

【原文】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民心归服？”孔子回答说：“举正见弃邪见，则民心归服；举邪见弃正见，则民心不服。”

【注释】

“哀公”，鲁国国君，鲁定公之子，于公元前494年即位。而两年之前，孔子就已经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了。因此孔子与鲁哀公的这一段对话，应当发生于孔子回到鲁国之后。

此时，鲁哀公已经即位十多年了，但朝政仍然一如既往地被三桓把持。大概鲁哀公心有不甘，故发此问。

在对三桓隐忍了27年之后，鲁哀公终于忍无可忍。公元前468年，哀公想请越国讨伐三桓，并因此被三桓攻击。于是先后出逃到卫国、邹国、越国。最后卒于有山氏。

“民服”意为民心归服。“民服”的字面之意是使民众服从。民众的服从可能是慑于淫威的表面服从，也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心拥戴。前者信奉暴力出政权，是丛林法则，属于动物本能，无需向人请教。因此，哀公此问当指后者，故译为“民心归服”。

“对曰”在古代用于下位者回答上位者的问话，以表示对上位者的尊敬。

“举”有举起、选用、施行、弘扬等意，可不译。

“错”意为废弃，如《书·微子序》中的“殷既错天命”。

“直”在《说文》中解作“正见”。“诸直”即各种正见。

“枉”在《说文》中解作“邪曲”，亦即邪见。“诸妄”即各种邪见。

【评析】

子曰：“为政以德”，这是为政的总原则。那么，“政”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季康子也向孔子问过。

季康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权臣。其父就是当年跟孟懿子一起抵制孔子堕三都的三桓之首季桓子。鲁哀公二年时，季桓子死了，季康子接班成了鲁国的正卿。

哀公十一年，齐国入侵鲁国。三桓的另外两家——叔孙氏和孟孙氏因怨恨季氏专权，不肯听季康子的号令共同御敌。季康子遂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有，击退了齐人。

同年，季康子接受了冉有的建议，派人以重金礼请已周游列国十三年的孔子回国。之后便有了本章鲁哀公的问政和上面季康子的问政。

对于季康子的问政，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可见，孔子给季康子的回答，与本章中给哀公“举正见弃邪见”的回答，实在是一脉相承。

季康子接着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个回答又与上面“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出一辙。

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其道虽不见用于诸侯，但却也并不算全无收获。在遍历礼崩乐坏的世间乱象之后，孔子彻底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正道之所以不行，皆由于邪见充塞于世。故为政之要务，便在于“举正见而弃邪见”。因此，孔子回鲁之后，便一心修书授徒，以传正见于万世。

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困扰2500年前的鲁哀公的问题，仍然困扰着现代人。今天所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无非是私欲和公义之争，无非是正见和邪见之争。而归根结底，则是正见和邪见之争。

欧美现在的民主制度危机，看似是制度层面的缺陷所致，实则不然。近现代民主虽然仍然年轻，但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且制度也在不断优化完善之中。比如美国宪法自发布至今，已有二十七项修正案。既然制度相比当初越来越完善，为什么人们对于制度的满意度反倒不如当初？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在于正见日衰，而邪见日盛。

与人类近现代文明迅猛发展伴生而来的，是许多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但是“新”并不等于“正”。西方有一个非常著名且备受推崇的观点，叫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的本意是好的，但却很容易被滥用。煽动仇恨、煽动暴力、煽动恐怖的言论，我们是否也需要誓死捍卫？蛊惑人心、鼓动偏见、鼓励堕落的言论，我们是否也需要誓死捍卫？

由于对自由主义的滥用，使邪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破斥邪见倒成了反自由主义的政治不正确。这些问题都是源自于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局限性，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也正是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才会把未来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孔子学说和大乘佛法上。因为它们各自在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层面为人类提供正见的源泉，满足人类对于入世和出世的不同追求。因此，汤因比博士给人类未来所开具的药方，实际上也是“举正见弃邪见”（关于汤因比博士的观点，详见《善读「论语」-前言4：西方民主困境的对策》，笔者按）。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凡是民怨所在之处，皆是邪见当道、正见不昌之处。孔子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实在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