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与电影明星胡蝶之间的那些事儿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并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铁轨，事后反而诬称此举乃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主动挑起了战争。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一周之内占领辽宁、吉林大部地区，百日之内占领东北三省全境。从此，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陷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

而日本军队之所以如此进展顺利，是因为本该奋起抗战、保家卫国的19万东北军，竟然一枪未放，就退到了山海关以内。也就是说，面对日军的侵略，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将东三省拱手相让了。

而这个“不抵抗”的命令，正是当时身兼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等要职于一身的少帅张学良所下达的。

东北三省如此迅速、彻底地被敌侵占的血淋淋现实，使得当时的张学良立马成为众矢之的，被冠以“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甚至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

国人尤为气愤的是，据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夜，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搂着胡蝶在跳舞！

此说不胫而走，在全国越传越盛，激怒了一位当时的大腕儿。谁？同盟会元老、诗人、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

马君武一怒之下，写成《哀沈阳》绝句两首，发表在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通过这诗，向全国人民明示，张学良本人沉醉于醇酒与美人，忘记了守土之责；同时，他还向全国人民暗示，张学良与赵四、朱五、胡蝶等三个美女关系暧昧。

赵四，就是赵四小姐，时任张学良的秘书。当然，也是人所共知的张学良的“小三”。

朱五，指的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朱湄筠。

胡蝶，是当年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影坛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范冰冰、章子怡。她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女主角，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介绍中国电影给全世界的著名电影人。

这三个女人，都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美女，也是传说中都和张学良有一腿的美女。

问题是，诗中有冤情。

主角张学良，冤。张学良的冤情在于，虽然他经常搂着美女跳舞，但事变当晚他的确没有在跳舞。当然，他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当时的确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军机大事。

毕竟，事变发生在晚上，而晚上并不是上班时间。那么，事变当晚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在看戏，和夫人于凤至、“小三”赵四小姐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锋》。

看戏中途，张学良接到事变发生的电报，他马上中断看戏，赶回办公室连夜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如何处理此事。据当事人回忆，那一夜，他几乎没有睡觉。也算是勤于政事了。

至于在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张学良判断失误，断定日本人不会大打而下令东北军不抵抗，那当然是事实。但要说他在事变当晚，耽于玩乐，不理政事，只知道搂着美女跳舞，那就太冤枉他了。

赵四小姐，也冤。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小三”，这不假。事变当晚，赵四小姐也的确是和张学良在一起看戏。

但是，如果非要说是赵四小姐让张学良沉迷于温柔乡，而忘记了国仇家恨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在指责赵四小姐“红颜祸水”了。

“红颜祸水”的说法虽然由来已久，但问题是，红颜从来就不是祸水，真正的祸水恰恰是喜欢红颜的男人。“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所以，赵四小姐也很冤枉。

朱五朱湄筠，更冤。

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时，也曾提到马君武的诗：“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可见，朱五朱湄筠和张学良之间，是清白的，没有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

不过，朱五朱湄筠本人，对于马君武此诗，倒是很大度：“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

电影明星胡蝶，最冤。因为胡蝶和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甚至终生都没有见过面，更别提搂着跳舞了。

胡蝶这叫躺着中枪。

张学良自然不敢出来辩诬，但躺枪的胡蝶，及其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迅速作出了反应。

在马君武两首诗刊出的第二天、第三天，即11月21日、22日，明星影片公司连续两天在上海最有影响的《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刊登辟谣声明。

一篇是《胡蝶辟谣》：“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之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歌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

《胡蝶辟谣》最后，胡蝶颇动感情地指出：“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的《辟谣声明》之后，是另一篇《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刊登辟谣声明之后，更有人为胡蝶的躺枪表示同情和义愤，纷纷劝胡蝶与马君武对簿公堂。但胡蝶出于国难当前，不必为此内斗而自寻烦恼，大度地放过了马君武。

她后来在《胡蝶回忆录》中写道：“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

她同时在书中表示，对于某些谣言，“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张学良和胡蝶，不仅在“九一八”事变当晚没有在一起跳舞，而且因为有了马君武这两首诗的阴影，两人一辈子也没有见面。

至少有两次机会，两人是可以见面的，但均未能见成。

一次是张学良拒绝见面：就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张学良一次到达上海时，有人提出从中促成他与胡蝶见上一面。好歹骂名也背了，总得符合“翩翩胡蝶正当行”的诗意不是?不想张学良这个花花公子，此次倒还头脑清醒，他拒绝说：“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于是，两人这次没见成。

另一次是胡蝶拒绝见面：1964年，胡蝶应邀赴台湾，参加第11届亚洲电影展。此时也有人问胡蝶是否愿意见一见也在台湾的张学良，胡蝶同样拒绝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于是，两人这次又没见成。

从此，张学良和胡蝶就失之交臂，终生未能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