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里死去，在诗境里永生
一、把书读到心里，把心写进诗里
这一章，还是接着上一章，聊炼字与动词的相关问题。
土行孙有土遁的本领。遇上解决不了的麻烦，钻进土里，是逃避的妙招。
奇门遁甲，可博大精深了，自然能生出各种衍化。厨房里不忙的时候，就会有新来的学徒借口拉肚子，跑好几趟厕所。这就是“屎遁”。
但凡写诗的人，都有个本领，唤作“诗遁”。
诗词是一方小世界，可以权且栖身，避一避这俗世纷扰。或者看看自己心中信仰的美好，仿佛在去看的时候，美好在刹那里成真了。
这可不就是诗词的“真”么？诗词的真实，不是去描摹现实世界，因为语言不可能像超级现实主义的绘画那样，将描述精确到每一个毛孔，以致于能从少女的皮肤上看出了老母猪的皴褶。
世上只有方生方死，诗里才有一生一世。
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罢了。有的人吃喝拉撒睡，是他生活的全部，也就是他的境界里的真实了。只是这样一来，从生到死也就是须臾一瞬，倒是在诗里，时间的步伐才会放缓，不再匆忙得让人无暇自顾呢。
现实世界里的一分一秒，如同扔出的石子儿，它于我们渐行渐远。诗词里的运动，却可以回味无穷，让境界圆融无碍。
《烟，酒，树》：过往挺拔于高原｜是垂死挣扎也罢｜终归也可以醉得痛快啦｜醉得恍若活着｜想抽烟｜就点燃自己｜生命在一吞一吐里｜死磕自己
诗词的境界“真”，才能得一方境界，让人栖身。
贫道以为，动词衍生出的意义，正是在构建诗词的“境界”。诗词作品的境界如果只能局限于诗词的字句，不能让人在阅读时感受到置身于这境界中，那便是不成境界。
这种置身其中的感受，会让诗词的境界模糊掉诗词的文体在境界与现实之间的障碍。古人讲诗的教化功能，正是在于这一点。
依此说来，诗词本身包含的道德取向是诗词自身结构的内在合理性的必然结果。只要一首诗能创生出境界，它的境界就必定隐藏一种符合人的心性的道德意蕴。试问，人若不是哀而不伤，又何必歌咏？破口大骂与嚎啕大哭岂不快哉？
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本来不是文学本身所固有的。如果硬要让文学为特定的政治利益服务，其与钱和肉的交易何异？
但若凭此断定古人的诗话借“道”与“圣”论诗，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牵强，却也是不妥。例如我国官方对《诗语晬话》的评价就是借诗词讲孔教。这是偏见。
文学的功利性是社会文化对文学文本加以叙事时产生的一种特殊诠释。但是，就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而言，中国古代诗词本就只有在符合个体心性修养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出具有审美属性的境界。
古人尊杜甫为“诗圣”。杜甫写诗，便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然杜诗遣词炼字，古人谓每一字都有经文的出处。诗人若没有如圣人一般忧国忧民之心，又怎得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句？盖境由心生，无此心，断无“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句子，而“溅”与“惊”这二字的绝妙更无从谈起了。
“感时”若是以世俗的眼光看去，自然索然无味。因为人是社会性的人，个体的生活肯定会受社会存在的影响，这些在世俗眼中就是不言而喻的。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照见自己的生存与时势和国运之间的关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将这种牵扯带来的触动凝结于诗词的境界中。这种个体的心与天下相交融的境界，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得到了形象化的体现。
因此，要我说，这“溅”与“惊”固然是炼字炼得俩好动词，但这俩动词终究说明的是“艺术技巧”的价值，连“艺术价值”准确来讲都够不上。这一联的好，是好在个人与国家、时运与别离，都在一个可以让人感知、触动的境界里鲜明的存在着。它们的存在指明了诗人的心性。这心性与家国，就是这首诗的“氛围”。
我们再由此出发，去揣摩“溅”与“惊”二字，味儿也就出来了。这就是“炼字”与“炼意”本来同一的。所以，再反思以往语文教学一直向我们灌输的对“炼字”的赏析，那都是在断章取义，作颠倒妄想。
于是，这炼字的“动词”与我们说的师法古人，其相通之处便在这“境由心生”上。师法古人，不是要跟着古人学那些“造作”，否则就是泥古。师法古人，根本上是从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读书中，去读到“尽心知性”的地步。固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读到这一步，但这个读书的过程，于学诗而言，定然受益匪浅了。
《点彩派的草原印象》：无始时可有花开？那么何时等来花落？总有雪落。干净生命。
二、异化劳动、人的技能与诗词
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歌，在吟唱的时候，就有具体的情境，比如“三月三歌节”，这种情境自然会强化诗歌的氛围，让听者置身于诗歌的境界之中。
书面文学的诗词，尤其是现代人写给现代读者的仿古诗词，自然没有这情境。所以必然要借助于动词对氛围的营造。
不论自然科学在应用上的发展程度如何，人从初生至学步，总是要用自己的步伐去丈量大地的广袤的，而这也是人与人之间每一代的情感和生存关怀的传递，是人工智能机器无法取代的文化行为。
诗词的创作，恰是这种人的文化行为。所以诗词中所有的动词所指的运动和动作，本质上都是人的动作的延伸、演绎、模仿、类比。正因如此，动词才能成就诗词的氛围，让境界得以显现。
在艺术的世界里，人永远是万物的尺度。所谓的无我之境，并不是真正的没有“人”。没有“人”，文化便都没有了，又哪儿来的诗词？那写诗的又是谁？
然而现代文明与诗词的冲突，恰是在现代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对人的行为的全面异化。
法国学者莫斯的论文集《社会学与人类学》里，收入了莫斯关于人的“身体的技术”的论文。人类个体对特定社会技能的习得，会改变人的身体。被改变的身体的行为会有局限性，并成为核心的技能的演绎。
现代人的赖以谋生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支配着人，而不是被人支配。异化劳动是劳动中的人的身体变得扭曲、畸形、病态、丑恶。异化劳动本质上就是被资本支配的劳动。所以，资本支配下的健身、瑜伽之类的东西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人的异化问题。
行为被异化劳动扭曲的人，自然会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将这种异化的行为投射于外在世界中的事物的运动状态上。于是，异化的人的人化的自然变得彻底异化了。所谓的“美”在人化的自然中，但人化的自然是异化的，是丑恶的，所以，美的存在迷失了。
异化的人写的诗词，如果要炼字，便是炼来炼去，都逃不脱异化的“运动”。既然是异化，又何来“美”可言？
所以学“炼字”，必定要通过读书来“师法古人”，去体证古人的世界里那摒除了异化之后的“运动”，由此观见动词本来的所指。
读书、写诗、炼字，还有反思运动，都是在追求一种回归。然而，回归，在诗与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