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

      提起官僚制，我们一般都没有什么好印象，很容易联想到“官僚主义”“官僚作风”这些词。但在政治学上，官僚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指基于科层制规则的一套行政系统。所谓的官僚，并不是特指当大官的，或者作风傲慢的，而是泛指科层制中的行政人员。

当然，话说回来，官僚制虽然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的弊端还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例行公事、做事刻板、形式主义、行政效率低下等等。那问题来了，弊端这么多，为什么不改革呢？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针对官僚制的改革是很多的，但是成功的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就牵涉到了古代社会的“国家规模困境”。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在古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管理那么大规模的国家，就不得不依靠一套看上去有些刻板的官僚制系统。

所以，官僚制的问题其实是内生于“国家规模困境”的。打个比方，就像在互联网上，安全和方便是很难兼得的。你要是想确保个人的信息资产安全，密码就得长，但使用起来就不方便。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无解的。所以，官僚制的问题，不是官僚制本身的格局内能够解决的。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来说，在古代，统治一个大国，意味着从首都到边疆的距离比较远，地方的多样性也比较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官僚层级也会比较多，君主监督官僚的成本也会高得惊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两种策略选择。

第一种策略是，授予地方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回应本地民众诉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这在政治学上，称之为“回应性”比较高。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地方官员会不会借此机会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呢？甚至，统一的国家会不会因此走向分裂呢？

第二种策略是，中央政府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基于一致性和标准化的原则建立“一刀切”的制度。这样做，固然毛病不少，但它解决了一个大规模国家的可统治性问题。

而作为统治者，他会选择哪种策略呢？

采用第一种策略的，历史上不是没有。举例来说，唐朝一度为了强化边防，增加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让他们因地制宜地调动资源和制定政策，就是采用第一种策略。结果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就来了。所以，一个国家首先要解决可统治性的问题，而不是回应性的问题。

面对“规模困境”的，不只是国家，企业也是一样。像麦当劳、星巴克这样的大型企业组织，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一致性与标准化，而不是考虑不同国家市场的多样性。因为一致性与标准化，能够为一个大企业提供更好的可管理性。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法则：很多时候，一个官僚制系统的可统治性与可管理性，要比它的适应多样性或回应性更重要。

这个故事揭示的另一个法则是：即便是官僚制导致的问题，也只能用官僚制的方法来治疗。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一个理想型的官僚制，应该基于几个原则，包括：

一，等级制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

二，专业化原则，就是不同部门进行专业分工；

三，流程化原则，就是办事过程严格遵循程序；

四，文书化原则，就是官僚制的决策命令依赖于一套文书系统；

五，非人格化原则，就是所有程序、规定与政策不搞差别对待。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都在强调官僚制的统一性。统一性，是官僚制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