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不是别人拒绝了你，是你自己
活中，我们总难免会遭遇拒绝，小到被挂电话、约饭被拒，大到表白失败、求职受挫。
拒绝这件事让我们感到恐惧和痛苦。我们甚至会因为害怕拒绝，而干脆放弃想做的事。
请看看蒋甲是如何面对这连续的100天被拒绝。
蒋甲
蒋甲一开始也是和我们一样。创业第一次受挫时，他就想着彻底放弃算了。
后来，通过这场近乎疯狂的社会实验，他化解了自己的“拒绝焦虑症”，还学到了把“不行”变成“行”的秘密。
蒋甲有两个我
第一个版本的我
那时我还刚读一年级。有一天，老师给班里每个同学都带了礼物，堆在墙角。然后，她让我们互相表扬，被表扬的人就可以去领一份礼物。
她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让我们在得到礼物的同时，还能学习如何表扬他人。
我们班上一共有40个孩子，每叫到一个同学，我就很高兴地为他叫好、称赞。陆续有同学听到夸奖，领到了礼物。慢慢的，没领到礼物的只剩下20个人，然后是 10个人，5个人…… 最后只剩下3个人。
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 可是，没有人表扬我。
于是我开始哭。老师也不知所措。她问了一下：“嘿，有没有人愿意表扬一下这些同学？有吗？呃，好吧，没有……那你们自己去拿一份礼物然后回座位吧。明年要好好表现哦，说不定会有人表扬你。”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啊啊！
这是一个版本的我，我死也不要再经历这种事情——在众目睽睽下被拒绝。
另一个版本的我
那是8年后，比尔·盖茨来到我的家乡北京。我看了他的演讲，被他深深迷住，感觉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目标。
当晚我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在25岁之前， 我要打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然后，这家公司会买下微软。”
是的，尽管有点疯狂，但我从比尔·盖茨那儿获得了征服世界的想法。
所以这是另一个版本的我， 一个想要征服世界的我。
两年后，我来到了比尔·盖茨的故乡，美国。当时我觉得这会是我创业生涯的开始。
接着，14年过去，直到我30岁，也没有成立那家能收购微软的公司，而是在一家500强企业当一名普通的市场经理。
我感觉我的人生停步不前了。 我问自己，那个拥有雄心壮志的14岁孩子去哪了？
不是因为没有尝试。而是因为每当我有了新的主意，每次我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想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想在一群人面前讲话时，就感觉到6岁的我和14岁的我开始在心里打架了——
一个我想征服世界，改变现状；另一个我却害怕被拒绝，害怕失败。
然而，那个6岁的我每次都赢了。
然后他展开了一个一百天被拒计划。
第一天的任务是向一个陌生人借一百美元。
在借钱的过程中，他也不相信自己能借到这一百美元，在被别人拒绝之后，他火速逃离了现场。
可是反回来看他自己拍的视频，才发现，那个拒绝他的人，甚至还问他为什么。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每当遇到一小小的拒绝，我们想到的总是刹腿就跑。
第二天，他的任务是，买一个汉堡续杯。
当然，这样的任务看似不可完成，但他没有跑，他问店员，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这项业务？
第三天的任务是，找人要一个奥林匹克形状的甜甜圈。
我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觉非常奇葩，怎么会有这样的吃的呢？
可是，甜甜圈的店员听到他的要求之后，特别重视，拿出一张纸，将颜色和排序，都记录下来。
15分钟之后，一个奥运五环甜甜圈出来了。一个连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事情，可是在他的要求下，它竟然成功了。
奥林匹克甜甜圈
只要我们敢想，敢提出，说不定就会有人帮你达成这个愿望呢。
我们有时候被别人拒绝，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我们多问一个why，就可以把不行变成行。
有一天蒋甲希望将一束花，种在陌生人的后院。当然，别人拒绝了他。可是他问了一句:why？
主人公的回答是:我们家的狗会把后面的所有东西都刨出来的。你可以把它种到对面爱花的康妮家。
听从了，陌生人的建议后。他真的把那束花种在了康妮家的院子里。
那些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人，在最开始都遭到了拒绝，有些甚至是暴力拒绝。比如马丁·路德·金， 圣雄甘地，尼尔森·曼德拉，甚至耶稣基督。
这些人没有用拒绝定义自己，而是用被拒绝后的行动定义了自己。
他们拥抱拒绝。
电影《洛奇》为什么那么感动人，因为洛奇就是史泰龙人生的缩影，他演的就是自己。而他的现实比电影更加真实。
洛奇1
1946年，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出生在美国纽约市贫民区，原名迈克尔·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史泰龙在一所慈善医院出生，由于难产，医生误用助产钳助产，造成史泰龙左脸颊部分肌肉瘫痪，左眼睑与左边嘴唇下垂，并口齿不清。
1957年，史泰龙的父母离婚，在与父亲生活了4年后，15岁的史泰龙跟随母亲搬到了费城郊区，并就读圣母院的私立天主教学校，后十多次转学。十年级辍学后，史泰龙进入专为情绪困扰的青年人开办的德弗鲁·马诺高中（Devereux Manor） 。在德弗鲁·马诺高中，史泰龙开始踢球，掷铁饼，并开始举重。毕业时，史泰龙获得了American College of Switzerland 提供的体育奖学金。在瑞士，他成了一名女子体育教练，并利用业余时间主演了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这段经历激励他回到美国后立志成为一名演员 。
1969年，史泰龙回到美国并进入迈阿密大学学习戏剧。但随后，史泰龙以差三分从迈阿密大学退学，来到纽约。在星相家母亲的建议下史泰龙开始创作剧本。在拿到第一笔稿酬之前，史泰龙生活的来源是一个又一个的零工：在动物园清洗狮子笼，送比萨饼，帮助别人钓鱼，在书店帮人照看书摊以及在电影院当领座员。写作的同时，史泰龙也开始尝试在百老汇外围剧院里找到了一些临时性的小角色 。
正是这一次次的拥抱自己，不拒绝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才能成就我们都熟知的史泰龙。
史泰龙与妻子、女儿
海伦·凯勒，一出生不幸就接踵而至，但他从未失去过生活的理想；贝多芬，高傲不羁的音乐天才，却失去了听觉，但仍为后人留下了一曲曲不朽的乐章；霍金，当他前途一片光明时，却患了绝症，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真理探索的脚步，为科学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