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下）

1934年，梁思成留在北平整理应县木塔的调查。8月，应费正清夫妇邀请，梁、林夫妇去山西汾阳峪道河消暑，并以此为根据地，向邻近的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县做了多次考察，发现古建筑四十余处。这次调查发现的最重要的古建有两处：一是太原的晋祠，一是赵城的上、下广胜寺及明应王殿。

根据梁思成等人的调查，认为县志中说晋祠正殿重建于宋天圣（宋仁宗西元1023-1032年所用年号）年间是正确的，飞梁前的献殿重建于金大定八年（西元1168年）。但书中未写晋祠原建于何时。

赵城上、下广胜寺则为元代建筑，广胜寺原建于唐，金代曾大修，元大德七年（西元1303年）毁于地震，元延祐六年（西元1319年）重修。明应王殿则为广胜寺泉水龙王之殿，这个龙王庙规模之大，远超普通龙王庙，且年代极古，殿内四壁皆有元代壁画，题材却非宗教的，在古代壁画中极为罕见。殿建成于元泰定元年（西元1324年），是元朝祠祀建筑的典型案例。

作者这在里引用梁思成的原文，讲述了梁、林等人去霍山山中寻访唐代兴唐寺。晨九时，一行人离开广胜寺下山，即向霍山出发，花了十二小时，摸黑在山中艰难跋涉，到达一寺，却得知乃霍岳山神之庙名为中镇庙，离兴唐寺尚有三里地。饥饿不堪的几人将错就错，宿于中镇庙，第二天匆匆赶到兴唐寺，却发现该寺早就全部拆建过了，除却几座清式的小殿外，还加了洋式门面，新塑像极小，或罩以玻璃框，鄙俗无比，全无一样值得记录的。

这趟山西之行，他们还看到了许多民间的中小古建筑。这些不必遵循“法式”、“则例”的小建筑，充分展现了先代不知名匠师们自由、大胆、灵活而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发券建筑则为山西一个重要的特征。发券是指用砖砌成拱券，是一种古代建筑手法。

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刘致平亦同行并负责测绘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灵隐双塔建于宋建隆元年（西元960年），闸口白塔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随后又赴淅南的宜平县陶村调查延福寺，并确定该寺是元泰定三年（西元1326年）的作品，他们还在金华天宁寺发现了一座元代大殿，在江南这种不太适合保存木建筑的气候条件下，属实难得。

1935年5月，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在安阳侯家庄主持考古发掘（印象中这是殷墟所在地），梁思成素来对考古感兴趣，因此也赴安阳去看弟弟的考古成果，顺便调查了安阳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古建天宁寺的雷音殿，寺内形制奇特的砖塔则建于元代。

8月，刘敦桢暑假南下新都，归途中顺便去了苏州，意外发现苏州竟有多处古建筑。适逢南京中央博物馆征求建筑图案，聘梁、刘为审查员，于是学社几人于9月对苏州进行了考察，之后，梁思成又去南京调查了梁陵，并到邢台调查了天宁寺塔（发现叫天宁寺的庙宇似乎很多）。回北平后，又与刘敦桢一同测绘了正觉寺的金刚宝座塔。

1936年5月，刘敦桢、陈明达等赴河南西北部调查古建筑，月底，梁思成、林徽因抵洛阳，会同刘敦桢等考察龙门石窟。在龙门期间，最大的困扰是跳蚤的袭击。刘敦桢在日记中写下“寓室湫隘，蚤类猖獗，经夜不能交睫”。梁思成的回忆则更具体“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沙土，挥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

结束龙门的考察后，梁、林又到开封调查了宋代的繁塔、铁塔及龙亭等处，然后从开封直抵济南，与麦俨增会合，到历城、章丘、临淄、潍县又回到济南，再南下到长清、泰安、滋阳（现兖州市）、济宁、邹县、滕县考察古建。

他们原计划还要考察益都云门摩崖雕像，但途中经常有土匪出没，益都当局极力劝阻，最终未能成行。

1936年梁思成等人在晋汾地区测绘1934年发现的古建筑。11月结束在山西的工作后，继续奔赴西安。在11月的寒冬中，他们坐着四处漏风的铁皮货车前往，冻得牙齿打颤，不能交谈。他们马不停蹄地连续调查，是因为时局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日益暴露，他们要赶在侵略者入侵以前把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全部调查完毕，唯恐战争一旦爆发，这些祖国的瑰宝、民族的珍贵遗产将在战火中分为灰烬。

1937年5月，刘敦桢与麦俨增再赴河南、陕西调查。梁思成夫妇亦应顾祝同之邀到西安作小雁塔的维修计划，同时梁思成还为西安碑林工程作了设计。顺道考察了西安的古建，本来还计划赴敦煌，但因时局紧张，国民政府在陕甘一带处处设卡，必须有军事部门的通行证才能放行，致使此行未果，成为梁思成的终生遗憾。

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以前的木建筑，只能去日本的奈良。梁思成不相信这个说法。1937年6月，梁、林刚从西安返京，又立即与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奔赴五台山寻找佛光寺。佛光寺不在台怀中心区，而在台外，交通不便，山路陡峻，崎岖危险，有些路段连毛驴都不肯前行，只能下驴步行，如此走了两天才到豆村，找到了佛光寺。

经过他们的考证，并在大殿梁下找到了当时工匠留下的墨迹，才证实了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西元857年），殿顶黑暗无光的檩条间盘踞的千百成群的蝙蝠、蝙蝠的臭气和藏身于木材中的臭虫，是他们考察过程中最大的困扰。

作者在这里仍然用了大量照片，记录下梁、林等人野外考察的工作状态，以及梁思成的大量测绘手稿，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也记录了动荡时局下学者们为保存国粹竭尽心力地奉献。至抗日战争前夕，梁思成与学社同仁完成了华北、西北、江浙一带地区的古建调查，中国建筑史上重要的建筑物几乎全是营造学社在抗日战争前调查发现的。

1934至1937年，营造学社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对故宫进行了测绘，可惜因战争爆发，故宫的测绘没有完成，已测绘的图稿也没有全部整理绘制出来。

1935年2月，梁思成等人奉教育、内政部命，到曲阜勘察孔庙并作修葺计划，梁思成还撰写了十三万字的《曲阜孔庙的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段很长的原文，来阐述梁思成“修旧如旧“的古建维修思想，对历代以来拆旧建新的维修方式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现代的文物维护似乎一直都在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不知梁思成是否是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人？

1934年始，在梁思成主持下，由刘致平将学社历年收集的图片约四千余张，从中选择有设计参考价值的编成专集，于抗战前夕，完成了《中国建筑参考图集》一书，包含台基、栏杆、斗拱（二集）、店面、柱础、琉璃瓦、外檐装修、雀替和藻井共十集。

作者引用了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参考图集》序中的大段原文，说明了梁思成对世界各国建筑发展的认识，提出要“以西洋物质文明发扬我国固有文艺之真精神”，“融合东西建筑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物之固有色彩”的思想，汇编这本中国古建筑的图集，以供中国建筑师们设计参考。

以此思想，梁思成在1933-1935年间，设计了北京大学女子宿舍、地质馆、仁立公园铺面改建等项目，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在考察和编书同时，营造学社还努力推动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梁思成在每一次调研之后都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的保护措施及长远之保护计划，积极参加文物建筑的维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