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权运动的思考 ——我国女权发展
近一个月没写文章，看来我仅仅作为一个女权的同情者也是不合格的，可这一个月以来个人仍然有些浅薄的思考，愿与诸君分享，也算是为这个月以来的懒散画个句号。
一、我国女权的特点
如果我们对一个初次相识或者是路人骤然谈起女权，恐怕会遭遇诧异的目光或是白眼，“不清楚，没了解过。”这是客气一点的，遇上直性子点或是冒失的，恐怕便是一句“你神经病吧！” 这样的境遇，不由得在我国本处于极少数的女权主义者们沮丧，至于发出在中国女权发展无望，再过五十年，女权也只是笑话这样的丧气话来。
为什么谈论女权会遭到这样的境遇呢？还就还要提起那句“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的老话。一般男性，对女权有关话题是漠不关心的，少部分则畏之如虎，生怕损及自身利益，往往用道听途说的某些事件对女权进行攻击，极少数则报以同情，可并未深入了解，因此仅仅是抱有某种善良的愿望。 那女性呢？女权与女性自身权益切身相关，她们应该很感兴趣并愿意为之张势吧？ 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女性对此也是漠然的，有些甚至带着敌视、反感的情绪。这样的现状或许可以说是糟极了。
今天笔者在这里就用自己的浅薄的见解，与诸君分析在这种“糟极了”的现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有些人，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往往抱有这样一种刻板的态度“某种群体都是一样的，或许细节上是一样的，但总的来说没什么不同”在生活上，这样态度延伸的结论便是“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勤劳节俭，爱占小便宜”“某省人都是一样的，脾气暴躁，头脑简单”。这种理论发挥到性别上，理所当然地将女性归为某种细节上不同、本质全然相同的群体。 抱有这样态度的人在工作中、生活中往往能省很多事，因为他们贫瘠的头脑缺乏思考，碰到钉子了则把事情教给“聪明人”去解决。 可如果一个女权主义者，也采取这种刻板的态度，将所有女性归为同样的、本质上（自然了，从生物学上的本质来说，女性作为人或者动物是没有区别，可在思维方面则不然）没有任何区别的争取对象，那她难免要碰钉子了。
一个女权主义者，想做好妇女工作，争取更多的同情者，支持者，他就必须抛弃看问题片面化，将一件事情、某一群体当做“纯粹”的存在来对待的观念，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情的全部复杂性。
如果一个人善于观察总结，很容易发觉女性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别，相貌身材不同、家境出身不同、才学品格不同、工作生活的环境不同，这些不同造就了每个女性自身性格的巨大差异，导致她们对于同种事物可能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身为女权主义者，想在我国复杂的环境中通过宣传、斗争的办法发展女权，善于区分不同的女性并采取不同的态度是很必要的。
1.造就态度差异的具体环境
有些同志认为，很多女性对女权漠然处之，是因为她们不了解女权，如果能给她们多讲下女权的理论，讲明女性在当代社会中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听众一定会抱之与最大的同情，可惜的是，这也仅仅是善良的愿望。某些女性一旦了解到女权的实质，恐怕将抛弃漠视的态度而采取敌视的态度了。
这不难理解。
人类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受制于其出身、家庭、教育的支配，如果看一个事物不孤立的看，总能在它身上看到过去的影子和未来的萌芽。 在我国做为受压迫群体的女性，实际上个体间所处的环境也是有巨大差别的。
举例来讲，一个出生于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女性和一个东部沿海城市的女性，同样是家庭妇女（只事家务，不从事其它劳动），同样是付出对丈夫言听计从、逆来顺受以至身体的代价，西部的女性能得到的可能只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平日还得照顾老人小孩，忍受责骂的待遇。东部的女性可能却能时不时下馆子吃山珍海味，家里雇着佣人与厨师（戏剧点来讲，这佣人与厨师可能是来自西部的姑娘），丈夫没有无止尽的工作与低微的薪水，对她的态度起码有时候是比较友善的。这样说来，西部的家庭妇女寻求自身的解放，脱离不合理的专一卖淫是符合其自身境遇的。可东部的家庭妇女，吃穿不愁，不用做家务也不用照顾小孩，如果脱离家庭自己还要从事“平凡的”劳动，保持当前的状态是符合其境遇的。她们甚至还会敌视从外地来的求生存的姑娘，因为一旦她们表现出“更能逆来顺受，更能吃苦，更能付出身体”的态度来，自己高等奴隶的地位便可能不稳，对东部的家庭妇女来讲，最好的情况便是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家里，接受千百年来妇女们一致的“命运”。这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工人对待革命迥异的态度是一致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大量掠夺殖民地财富，因此可以拿出占极小比例的可仍显得不少的财富去贿赂工人，使其丧失斗争性，而殖民地国家受本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因此特别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
刚才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片面性很强的例子，造成女性对女权态度迥异差距的还有农村与城市生活环境的不同、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带来的见识方面的差距，看来想要发展女权，将不同的群体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
2.我国女性的几个群体
如果以在女权运动上的态度为依据划分，我国女性大致可分为这几个群体。
（1）家庭妇女
所谓家庭妇女，指的是完全不从事能带来只属于个体收入劳动的只事家务的女性，这类群体在我国城市的比例较小——许多户主倒是想让妻子安心待在家中，以免在外“学坏”，可惜往往是巨大的贷款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在农村仍有较大比例。
这类女性往往最受压迫，但最具软弱性和妥协性。 受压迫指的是其受到原生家庭的压迫（很多女性最终成为家庭妇女，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年少时被迫辍学导致最终文化偏低），新组成家庭的压迫，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丈夫便可大胆地使唤妇女。
最具妥协性则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这类女性的原生家庭往往有着浓厚的家长制、封建制残余，这也是因为农村还有相当多的尚未脱离农业生产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小农家庭，她们在家庭中已惯于被使唤和物化，甚至被随意交易给新的主人；其二是因为缺乏教育和劳动经验，当她们想摆脱奴隶的地位或不像奴隶般俯首听命时，就得为自己挣口饭吃，而从事农业劳动则体力处于劣势，还要忍受无穷无尽的骚扰，在城市中则只能从事最初级的手工业，忍受工厂主的剥削；其三是思想上的压迫，一旦有了孩子，子女将成为思想上的顾虑，她们得考虑单身母亲在社会上所遭受的非议，还有传统的遗毒甚深的贞操观对她们的压迫。 有着这些顾虑，不难想象为什么往往面临最恶劣的丈夫，妻子也只有忍气吞声，不采取斗争了。
很多同志认为女权工作的宣传主要是这一群体，须知不解决以上三方面的顾虑，家庭妇女很难有勇气和力量反抗封建女权对她们的荼毒。要帮助她们只能从最基本的教育权、劳动权着手，非一日可猝就。
（2）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我国女权运动的主力军，往往出生于城市或农村较富裕的家庭，受过较高程度教育，普遍对男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特权地位感到不满，她们了解、向往西方式的女权运动，号召在中国女性向西方学习。
因为知识分子往往出生于小市民即小资产阶级家庭，思想不能不带有局限性，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看来，婚姻还是需要的，只是要达到婚姻和家庭中的平等；政治上则要求能投票、能得到行政岗位；经济上能达到收入平等，杜绝就业歧视。但她们的要求也仅仅如此，无婚姻的状态、女性取得在政治上的主导权等要求在她们看来是过于激进的、不可实现的要求。
我国知识分子宣传女权的方式现在看来大多还仅仅为纸上谈兵，或是呼吁一番、抗议一通，这与她们自身处于的地位是一致的。过于激进的态度可能使部分人丢掉工作，受到异样的眼光，落入可悲的境地。她们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作为公务员、教员、医院和银行职工、青年学生的女权主义者属于这一群体
（3）工人和普通劳动者
在女权主义者中，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指小职员，服务行业工作者）所占比例是极少的，她们往往是务实的人。出生于较贫寒或普通的家庭，为了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来到城市务工，集中于沿海和较发达城市大片的工业园里。
但恰恰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最需要争取的、最具斗争性的群体，她们出生的家庭致使她们能了解女性在下层人的家庭生活中能受到多么可怖的对待，她们有经济收入和劳动技能，因此有能力进行斗争。
更重要的，往往这类群体自小的生活环境使她们能察觉到男权社会中女性天然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奴隶地位，因而对不平等家庭契约采取反抗敌视态度，对自由平等的生活尤为向往。
女权运动要发展，争取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是第一要务。
二、我国女权运动的难关
我国女权运动发展和女性解放的难关，在于两个点。
1.女性群体自身的矛盾
身为男权社会中被压迫群体的女性，并不是铁板一块，前文已经谈到，同样是家庭妇女，西部农村家庭妇女与东部城市的家庭妇女的地位和利益都是不一致的。
从阶层上来讲，出生于小市民阶层的，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较易找到工作，较能得到高薪酬，因此女权对于她们有时仅仅是一句“时髦”的口号或者需要达到某种诉求时可以借用的武器和教条。任何较为激进的斗争手段在她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她们要保留婚姻，因为这与无数童话中甜蜜蜜的爱情是“不可分”的。而对于出生农村和工人阶层的、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来说，女权不只是口号，而是关乎后半生是否成为生育奴隶的切身大事，她们缺乏的是手段和组织。
从生活环境上来讲，发达地区的市民有着较平均程度为高的收入，可以给予组成家庭的女性以较安逸的生活水平，而落后地区的农民、与市民则无法施行这样的“贿赂”，因此落后地区的家庭妇女往往想要斗争、勇于斗争，而发达地区的家庭妇女则安于现状，仇视破坏婚姻制度的人。
2.我国女权主义者主体的局限性
前文说过，我国女权主义者的主体是出生于小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某项运动的性质，能达到某种程度，是由该项运动的主要参与人决定的，五四运动所以是青年运动，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 近年来西方女权运动闹得沸沸扬扬，收到的效果却不尽理想，皆因它们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以小资产阶级女性为主导的运动，无法超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条条框框，杜绝家暴、要求参政权、反对就业歧视、思想解放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没有家暴不等于没有压迫（在家庭中丈夫有一万种不那么“暴力”的办法可以压迫妇女），投票选择资产阶级的某一代言人上台不等于参与政治。统治者对于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打小闹，还可以宣泄部分女性不满的运动采取无视的态度。 须知通知统治者对某项运动采取的态度是评价这一运动本身性质的测试机，资产阶级的男权家长们，对上街游行的女性采取的漠不关心和无视态度再次说明这些所谓的女权只是嫡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内改良运动的一部分。
印度的“粉红帮”闹得沸沸扬扬，妇女们穿着粉红莎丽，看起来长棍如林，声势惊人，实际上统治者想要镇压这一运动不需要花费超过一天的时间，但印度的统治者们听之任之，女性反正是要斗争的，不如引导她们向不那么激进的路上走。 只要他们不反对婚姻制度，不触及男权统治这一本质，从给她们吃猪食进化到吃狗粮又有何不可呢？
我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号召向西方学习，最好的结果也不会超过西方当前的情况，无非是从吃猪食变成吃狗粮，终究逃脱不了小市民阶层的局限。如果对这种趋势继续听之任之，便怪不得大多数女性对女权运动继续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那句“女权运动再过五十年也只是个笑话”则会变成多年后可悲的实现了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