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我们仨）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我们仨）

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和大家闺秀杨绛这一对神仙眷侣在我心里眼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这几天捧读《我们仨》，让我看到了有别于其它夫妻的烟火气。

吵架：新婚后，同乘轮船到英国牛津求学，为了一个法语“bon”的读音互不相让，最后请船上的一位懂英语的法国女士作裁判，杨绛赢了，但她并不开心；钱钟书输了，更不开心。

他们便相约不再争执，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有事商量解决，以后一辈子举案齐眉不曾红过脸。

一同做家务。早饭是钟书的事，5分钟鸡蛋，烤面包，热牛奶，又浓又香的红茶，黄油，果酱，蜂蜜，并且端到她的床前。早饭从新婚一直做到白头。

从未做过家务的大少爷和小姐做家务也闹过笑话，不知扁豆怎么做，剥壳嫌壳太厚，豆太小。

做虾，剪虾须，刚剪得一刀，活虾在杨绛小姐手里抽搐，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大少爷问怎么了，小姐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两人玩着尝试做红烧肉，做涮羊肉，在异国他乡吃到家乡的食物，大少爷乘小姐睡着在其脸上用浓墨画胡须。开心地赋诗“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记录他们这种食人间烟火的夫妻情缘。

相互学习。两人一起谈诗论诗。也常常一同背诗。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钟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是古文书学，一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还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但他怎么折也折不对。杨绛指他们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钟书才恍然大悟。

生儿育女。钟书谆谆嘱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则想要一像钟书样的女儿。钟书一怕爱妻受累，二怕再生一个，不能把所有的爱给女儿。结果双双得偿所愿。

女儿出生，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杨绛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他们把宝贝女儿阿圆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钟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

女儿走路姿态特像钟书；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钟书翻书一个式样。

《我们仨》终于齐了，从此命运休戚与共。

互相扶持。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清华教授，因其大哥钱基成无子，他一出生，便过继给大伯做养子。其养母是江阴大户，一家人都抽大烟。钟书从小体弱，伯父便在家教他，时常去茶馆听书，习得些不好习惯。其父得便，就严惩。

无锡有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备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伯伯最亲，钟书十岁，伯伯去世。

钟书妈妈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

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

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而杨绛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便把她当作娘亲。

钟书和女儿打闹，大叫“娘，娘，阿圆欺负我”，叫杨绛出来主持公道。

钟书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初到牛津就碰折了半个门牙；除了红、绿、黑、白分不清其他颜色；

打翻了墨汁，污染了房东的桌布；砸坏了台灯；弄坏了门轴，颧骨上生疔，这些都不要紧，自会由杨绛娘来一一处理。钟书感激之余，常常对杨绛的话深信不疑。

杨绛抱着女儿到婆婆家去。婆婆抱着她的宝贝孙子——他当时是钱家的“小皇帝”，很会闹。女儿阿园比他大一岁，乖乖地坐在杨降膝上，一声不响。

钟书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杨绛委曲地写道“钟书何须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

钟书1938年8月回国就到清华执教，当时统称西南联大。39年暑假回上海，却接到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当英文系主任，同时侍奉父亲。

杨绛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也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杨绛和钟书一同到婆家，看到的是难堪的脸色，难堪的沉默，杨绛选择不给钟书增加苦恼，只在心里心疼同情他。

事实证明杨绛是对的，此后8年，从蓝田回来，颠沛流离，终被围在沦陷的上海。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蓝田师院去当英文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夫妇常把日常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蛰居上海，读书是夫妻间莫大的享受，“人心惶惶”的上海，他们并不惶惶然，一部惊世之作《围城》横空出世。

1949年夏，他们夫妇终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一个做教授，一个做“散工”。

1950年，钟书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仍兼管研究生，旁人来祝贺，以为是做“南书房行走”。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杨绛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钟书与世不争，力求“无功无过”，但还是没逃过背后扎来的刀子。夫妻俩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虽与世无争，还是不免遭人忌恨，杨绛很忧虑。钟书安慰她“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

他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这也落了个一家人清高的名声。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我们仨）

文革期间，两人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个写古典巨作《管锥编》，一个翻《唐.吉诃德》。那就是亲情的支撑，大家相互鼓励，亲情把“我们仨”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文革中能活下来的生活态度就是坚韧不屈，乐观积极，对希望的不放弃。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钟书，被他婉拒。别人告诉他会有很多的酬金以及曝光率。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90年代掀起“围城热”，很多人不远万里从各地甚至国外慕名来拜访钱钟书，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不及。有位英国女士打电话说非常喜欢他写的文章，想到家中拜见作者。他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文革后的学术界，对钱钟书的文学称颂日渐声高，然而钱钟书一如即往的平静安详。他谢绝一切记者和学者的见面，曾有人把他的行为误读为“自命清高”。但深知他的杨绛说：“他从不把自己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低调的做学问。”

在《我们仨》中，开篇杨绛先生写钱钟书先生住在船上，她每天从客栈穿过古驿道到船上去看丈夫。

客栈就是三里河的家，爱女走了，丈夫也快走了，没有“我们仨”的家不复是家，只是一个客栈。

古驿道就如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黄泉路，而在黄泉路与另一个世界之间，横亘着忘川河，所以杨绛先生用船来指代钱钟书所住的病房。

文中写到船在渐渐漂向下游，其实就是暗喻钱钟书的生命在慢慢接近尾声——接近河的另一端。

最后一句话，杨绛对钟书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钟书说：“绛，好好里。”

“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我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唯一爱女钱瑗，生于1937年，出世已浑身青紫，被护士拍活。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为“高歌小姐”。

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号丽英。夫妻俩不能接受，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反而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

对门一个公务员太太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孩子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夫妻俩却通宵未眠，一样的牵心挂肠。

房东太太咖淑夫人教杨绛做“出血牛肉”，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还吃面包蘸蛋黄，吃空心面，养得很结实。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她看到夫妻俩看书，就来抢书，夫妻俩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枝铅笔，学夫妻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1938年8月，三人离开法国回国。因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船到香港，他便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

船到上海，母女俩被接入钱家。圆圆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亲人又只剩下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 non”，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 r r……”卷的是小舌头。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她一岁零三个月，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钱家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圆圆得人怜，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出过疹子。来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然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只要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一次，杨绛的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又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

忽见她过来扯扯母亲的衣角，眼边挂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眼泪不心疼她呢。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小表姐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两个孩子在桌子两边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

杨绛见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为她买了两册，杨绛姐妹们把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

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识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两岁半。

杨绛先生的大姐教圆圆识字，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对杨绛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怪客。上身穿个胸罩，外加一个透明的蜜黄色蕾丝纱小坎肩，一条紧身三角裤，下面两条健硕肥白的长腿，脚穿白凉鞋，露出十个鲜红的脚趾甲，和嘴上涂的口红是一个颜色，手里拿着一只宽边大草帽。

圆圆对这位客人大有兴趣，搬过她的小凳子，放在座前，自己坐上小凳，面对客人，仰头把客人仔细端详。惹得圆圆的三姨忍笑不住，亳不客气地站起身就往爸爸屋里逃。

圆圆跟着母亲到奶奶家去，钱家人正在谈论邻居的丑闻：“昨夜五号里少奶奶的丈夫捉奸，捉了一双去，都捉走了。”

才3岁的圆圆却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到外公家做客的怪客，并曾看见五号里的少奶奶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喜欢读书，杨降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妈妈还要改大叠课卷，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让妈妈心疼不已。

《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当妈的觉得简直在虐待她，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多年后，圆圆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妈妈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1941年，圆圆4岁，爸爸从蓝田回上海。她见过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接过爸爸从船上买给她的一只外国橘子，转交给妈妈。

两年不见爸爸，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爸爸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爸爸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小小人儿的圆圆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

爸爸有次童心大发，在午睡的圆圆白嫩的肚皮上用浓墨画了个大大的圆脸，被圆圆奶奶看见，狠狠的说了一顿才收敛些。

圆圆那时虚岁五岁，实足4岁零两三月。她向来只有疼她、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长大了常说；“我和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一个暑假，圆圆七岁，到苏州老家去玩，在老家后园荒园里，其他孩子疯玩，圆圆很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她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怕惧，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

圆圆爸爸钟书和堂弟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叫“啊！！！！”又跳又叫地逃走了，钟书大乐。他当笑话讲给杨绛听时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圆圆跟着姨妈和表姐弟们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走丢了，众人急得兵分三路去寻找。

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

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很奇怪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圆圆总说没坐过电车，杨绛妈妈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杨绛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妈妈身上，勾着妈妈脖子悄悄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

圆圆十一岁跟着爸妈回无锡老家聚会，祖父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得意非凡。

祖父在厢房床上睡着了，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圆圆小小年纪，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

她和爸爸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翻遍，满地是书。

祖父考问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孙女跃居心上第一位。

圆圆十二周岁跟着爸妈住进清华园。她已有钱瑗的学名。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从初中一年级读起。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

妈妈怜其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很重要，就让她休学，亲自教她功课。阿瑗也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

爸爸住进城去，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妈妈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

她知道妈妈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妈妈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触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

有一晚圆圆低烧，妈妈逼她早睡，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平常都是阿瑗陪同一起去。

妈妈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妈妈害怕却不说破。

妈妈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妈妈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只好退回家。阿缓还醒着。妈妈只说“不去了”。她也没说破，她很乖。

阿瑗在家自学的日子里，爸爸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妈妈教其他功课。代数愈做愈繁，当妈的想偷懒，就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

阿瑗于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代数得了满分。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家里来玩。女儿的朋友也成了夫妻的小友。阿瑗后来得了不治之症住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怎能保留得这么久远！

阿瑗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孩子自己决定的事，夫妻不予干涉。阿瑗毕业留校当教师。

阿瑗到山西参加“四清”回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山西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

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钱瑗的父母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而她属“革命群众”。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上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墙上。

走到家里，告诉父母刚贴出大字报“划清界限”——“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偎着妈妈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针地为妈妈缝制一套睡衣。

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玻璃瓶，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领了工资，除去饭钱，都省下来贴补家用。

一年后，父母走出“牛棚”，阿瑗建议父母跟着“逃走”到北师大她学生时期的宿舍。左邻右舍都来招呼钱瑗，从各家送来被子、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生活日用品，三人在一起，屋子虽然寒冷，但心上却很温暖。

阿瑗九五年冬因脊椎癌住进医院，九七年早春三月四日去世，六十岁差两个月。

走之前，灵魂放不下重病爸爸、年迈的妈妈，特到医院来看父母。

阿圆笑眯咪地说“我已经好了，我的病完全好了，爸爸……”

爸爸让妈妈转告说：“叫阿圆回去，回家去。”

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

她扶着妈妈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只剩下撕心裂肺的娘。

从此“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我们仨）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间再无“我们仨”，此情千载空悠悠！

(红樱桃的凌波微步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