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的知青岁月(5).马范桥知青点
5.马范桥知青点
1974年4月马范桥大队迎来了两批共十五位新乡市知青，九个男生六个女生都是平原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父母或亲戚在116和134厂工作，因此来到马范桥之前大家就或多或少的都认识。
马范桥有四个生产小队，其中一队和四队相对富裕一些，十五个知青分到四个生产队，一队是郭振勇、李冀星、杨京辉、靳路平；二队是胡明山、粘杰、徐航、徐进；三队有闫杰玲、袁惠明、叶颜钦；四队有张春霞、姬巧玲、冯太凤、张官美。
知青第一年的口粮是国家按标准免费提供的，第一年国家供应７０％的杂粮和３０％的白面，每人每月４５斤口粮标准，发９元钱生活费，但到了第二年就跟当地农民一样，吃饭靠挣工分了，也不再发放生活费。
村里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知青伙房，粮食从公社粮站领取，蔬菜都是各生产队菜地种的，按照人口数量分配，油盐调料只有买来用了。大队从村里聘请了会做饭的农民当司务长，给我们做饭管理伙食，大队给记工分，好象也是个美差。第一个司务长叫黑眼，来自二队的一个四十多岁很精明的农民，不过大家不太喜欢他，做得饭菜不合口味，有一次菜里的盐放的太多了咸的厉害，大家提意见他却说：咸香、咸香，不咸哪会香啊？没多久知青就把他给轰走了。第二任司务长叫箩头，来自一队，他在修水库时当过大师傅，擅长擀面条，据称一擀杖能擀一袋面，箩头是个身体强壮的中年人，为人忠厚，他一直干到了第二年我们的知青宿舍和厨房盖好了，他就不干了。说实在的，知青的饭并不好做，生活水平在村里算是好的可众口难调，没人愿意受知青的窝囊气。村里为我们派来的第三个司务长是个年轻人，是一队的一个转业兵，大队里可能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好沟通，后来他也不愿意干走了。没有办法，大队就让我们自己推荐司务长管理伙食，并派一人轮流帮伙，还是由大队给记工分。印象中当过司务长的有郭振勇、张春霞、冯太风等。这种伙食管理模式一直到79年知青返城。
为了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工作，当时的各级政府，从国务院到人民公社都设有知青办，各基层单位都设有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领导，国家给每一个知青安置点都配备了专职的带队干部。1974年4月马范桥大队知青的第一任带队干部孙世祥是修武县招待所所长，1976年11月第二任带队干部古继轩是修武县木材公司的干部，1977年10月接任第三任带队干部的贾立士老师是修武县教育局的干部。我们的这几任带队干部都是不错的，他们长期住在知青点，尽管不需要下地劳动，但是要保证这些知青的劳动生活安全，协调知青和贫下中农大队干部的关系也是很费脑筋的。尤其是第二任带队干部古继轩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作知青思想工作深得大家信任，很有威信。
知青在农村大队地位比较特殊，为了教育知青，每月有一个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主要就是读报纸学毛选以及紧跟当时政治潮流的各种学习批判资料。为了鼓励知青扎根农村，县里还组织了知青巡回演讲团到各知青点宣讲，马范桥的知青比较老实，没有人想一辈子扎根农村，所以那次在马范桥的宣讲也就没人去做扎根农村的宣誓表态。
和其他地方的知青不同，马范桥的知青和当地农民相处和谐，知青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非常积极，吃苦耐劳表现突出，获得了贫下中农的信任，很多人都被推选为小队干部，例如一队副队长郭振勇、二队副队长胡明山、二队会计徐航、民兵连副连长闫杰玲，三队记工员袁惠明，大队拖拉机手粘杰等等。
马范桥的十五名知青插队落户已经两年多了，一直也没有招工招生招兵的机会，1976年4月7日我们下乡两年了，这应该是第一批的知青到马范桥的时间，晚上我们房间的几个男生偷偷地搞了一些凉菜喝酒，谈论到邓小平对知青工作意见的一些传说，感到我们回家快有希望了。这时收音机里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邓小平又下台了，我们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
1976年底的征兵在马范桥知青有两个名额，胡明山、李冀星两个人幸运的成为我们这个知青点第一个离开的人，他们是到北京二炮司令部当了汽车兵，我和驻队的棉花技术员薛延陵村的黑蛋一起到县里送他们，还照了合影留念。1976年底修武县农机厂也对知青招工，我们点上有两个指标，由于是在修武县工作不是回新乡市，没有人报名，最后弟弟和京官去农机厂当了钳工。弟弟年龄小，在村里不愿意好好的下地干活，还和村里的年青人打架，即使有了招工名额肯定也轮不上他，和爸爸妈妈商量决定让他先离开农村再说吧。京官是因为卖公粮时押车坐在粮车顶上，过粮库大门时挤压造成颈椎骨折，尽管治疗复位效果不错，却也不能做强体力劳动了，只好先到县农机厂工作。1976年底我们知青点走了四个剩下了十一个人，知青宿舍往日的喧闹变得寂静了不少，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文革结束以后上山下乡政策受到普遍的质疑，到1977年，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活动如火如荼，如教育领域批判“两个估计”、文学艺术领域批判“黑线专政论”，越批，极左货色越声名狼藉；越批，群众的情绪越高涨。反观上山下乡领域，领导者在部署揭批“四人帮”时却是顾忌重重，什么能批什么不能批，无不预先划定框框，设定禁区，不准越雷池一步。结果，在上山下乡领域这个深被“左”祸的重灾区，极左货色并没有遭到比较全面的清算，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是与非自然也很难澄清。知青下乡运动举步维艰却仍在坚持着。
1977年的夏天，马范桥知青点又来了四个知青，我们又恢复到了十五个人。赖淑荣和李丽是两个来自新乡市的女孩，马江涛和梁德军是来自高村公社的本地男青年，马江涛的父母是县五中即高村中学的教师，梁德军的父亲则是区长，是高村公社的干部。新来的知青要比我们小几岁，更难管理，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化，知青们何去何从人心涣散，劳动的热情远不如前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而我们消息闭塞的马范桥知青还都在农田里收秋种麦埋头劳动，全然不知。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我母亲也给我写来信，希望我能请假回家复习参加高考。河南省在1977年12月9日至10日进行了全省统一考试，河南省参加考试的70.59万考生, 共有9374人圆了大学梦，录取率1.3%。马范桥知青冯太凤被汲县师范学校录取。
一九七八年初，陆陆续续有一些招工指标下来了，为了尽早的离开农村，争取名额的竞争异常的激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知青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走后门跑指标，叶颜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悄无声息的招进了新乡市交际处，粘杰去一一六厂是带着指定名额走的，闫杰玲为了去农林局的指标，不知道拿了多少人的纸条跑了多少趟县里。我想依靠表现好回城的梦想破灭了，那天整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心里充满了忿忿不平和悲伤。参加高考成为我离开农村唯一的希望，无论出身、不讲关系，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参加的高考，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高考。
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郭振勇、马江涛考上了汲县师范学校。
随着一个个知青的离去，留下的人越来越少，1978年九月我离开了马范桥到北京上大学，弟弟也在1978年底离开修武县农机厂，参军来到北京总参部队，对马范桥的事情了解的就少了。
1978年的冬天云南知青为了回城开始罢工，并冒着生命危险北上请愿甚至卧轨绝食抗议，受到大批军警的围堵清场，最终在1979年1月6日有11名代表历尽坎坷来到北京，为了获得中央对知青问题的明确答复，他们1月8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大雪中静静的跪地请愿。云南知青惨烈的的罢工、绝食、跪求、血书请愿，甚至在数万知青的会场割腕自杀请愿，“我要回家”的呼喊震惊全国，国务院派出的调查组在云南农场面对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看到了云南知青受到的伤害，最终获得中央领导的表态，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随后不久就宣告终结了。
1979年暑假，我回到村里看看，这时知青点的人已经很少了，知青小院尽显破败之象，我和村里的一些人匆匆见了一面就回去了。后来听说村里实行分田单干，集体财产全都分光了，连拖拉机也拆开分了。马范桥知青点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就不清楚，只是知道随着知青返城风暴的波及，马范桥知青全都回到了家乡，参加工作的方式五花八门，很多人是顶替父母工作的，有到劳动服务公司大集体企业上班的，也有参加市里招工就业的，在修武县农机厂当钳工的杨京辉辞了职回到一三四厂接了父亲的班，大多数同学都是进入了父母所在单位就业了，不过李丽和赖淑荣，梁德军后来去哪了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