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司马迁论音乐与政治

音乐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其与治国理政、与国家政治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迁在《乐书第二》中说：“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即说因为治理国家偏离了正道、发生了衰败，所以郑国就产生并流行起靡靡之音。那些受封的诸侯王世代享有封君的地位，他们为了显名于邻国，争相创造靡靡之音，以显示自身的华贵。仲尼不肯与齐国的演唱靡靡之音的歌女们共存于鲁国；虽然他退居别处整理音乐以诱导执政者及世人，创作了五章的作品来讽喻时事，但他仍未能使执政者转化。慢慢到了六国之时，为政者们流于奢华、沉于淫乐，一去不返，最后丧身灭宗，被秦国吞并。有学者认为孔子创作的五章之诗就是讽刺季桓子时引用的《诗》：“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悠哉游哉，聊以卒岁。”即说那个妇人的嘴巴，可以使贤臣出走；那个妇人的谒见之言，可以使国家衰败覆亡；悠哉游哉，对付着度过一生的光阴。

此言鲜明地阐述了音乐对一国政治之影响，从音乐的角度为六国之亡寻找政治原因；这是一个独辟蹊径的观点。音乐之颓废虽不是六国覆亡的重要原因，但却是六国政治衰败的一个重要的影象。司马迁高屋建瓴地定位了郑国之音的品质，认为郑国的靡靡之音就是郑国政治衰败的表现；他旗帜鲜明地把音乐的品质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考察。他肯定了孔子“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的做法，又为六国不注重音乐的政治教化作用、崇尚靡靡之音，导致丧身灭宗，而感到悲哀。他又以秦二世胡亥为例，说“秦二世尤以为娱”即秦二世胡亥沉溺于娱乐，大搞歌舞升平酒绿灯红那一套。当时的丞相李斯为此曾劝谏他：“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即说放弃了《诗》与《书》等典籍的滋养与教化，极端陶醉于歌舞声色之中，这是殷商朝的贤相祖伊所忧惧的事；轻视靡靡之音的腐蚀作用，积累小过为大过，放纵自己一门心思寻欢于长夜，这是商纣王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啊。

李斯在篡改秦始皇的遗诏上，与大奸臣赵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最终又被赵高所除掉。但他此言不错，还存有一点正气。只是秦二世胡亥根本听不进也听不懂，反而被赵高提出的“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的理论蒙住了。赵高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时期，以及夏、商、周的时期，音乐各不相同，表明他们之间并不是互相沿袭的关系。他割裂了美好的音乐相互继承的传统，只强调差异，认为“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即说音乐之事分别是某一朝代情况的反映，是适应当时情况产生的和乐之作，何必认为据有华山的騄耳马，然后才能远行呢？华山騄耳马，是千里马的一种。赵高此言的目的就是适合秦二世胡亥的口味，麻痹胡亥以待篡权而已。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的胡亥，又陷于骄奢淫逸、玩物丧志之中，所以他只能被赵高玩于股掌之上，并很快就被赵高杀掉了。司马迁还对比了汉朝的情况。他说刘邦当年创作了《大风歌》，不但他自身唱，而且“令小儿歌之”。其目的就是要弘扬正气，把汉朝的创业精神和江山社稷传承下去。这种做法直到孝惠、孝文、孝景三帝时亦无改变。他们“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即在乐府中反复歌奏，只是时间不同罢了。到孝武帝刘彻即位后，他创作了十九章的诗篇，令侍中官李延年按秩序为其谱曲，并拜他为协律都尉。这十九章的诗篇，即使精通一部经典的学者也不能全部弄懂其辞的含义，所以朝廷集中了精通《五经》的专家，互相切磋共同来讲习并诵读它，如此才能全部弄懂其含义，这些诗篇大多属于《尔雅》之类的文辞。正因为重视音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所以刘邦打下的汉室江山的传承时间就比较长，而不像秦王朝那样短命。国家寿命之长短，根本上取决于治国理政之道之正否，取决于民心向背。司马迁通过对音乐教化作用的分析，由表及里地揭示了朝代更替的内在原因，这就是统治阶级自身的衰败与否；衰败必然崩溃，不衰败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