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笑（四）

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在1976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介绍了笑在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英语世界中关于笑的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了“笑”在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研究先人的笑，坚持阅读，直到我们不光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借此，我们便能够对人类不断变化的感性有所了解。”虽然人们在谈及历史的时候会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做法，但是有些行为规范中的约定俗成是不言自明的，这让笑也成了一种微妙的表达。

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面对什么人？怎样尺度的笑是恰当的呢？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作家曾经讨论过晚餐礼仪，当时人们可以笑秃顶的男人，或者鼻子长得奇怪的人，但是不可以嘲笑盲人，口臭或者流鼻涕的人。精英阶层的规矩对大众来说经常是一不留神就会犯的错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某种社会等级的区分。

现代人类学家发现在伊图里森林中的俾格米人相较于其他人群更容易笑，而且笑的方式也十分独特。他们会躺在地上，向空中踢脚在大笑中喘息和颤抖，让常人看起来有些歇斯底里。但是这种热情洋溢的外化行为就是他们快意生活的表现，与那些身处阴沉山区的人类相比，俾格米人生活在神奇的雨林世界，充沛的物资，富有充满田园气息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加幸福，个性也比较活泼，开放，自然。

地域因素显然对人类的行为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古罗马的作家们曾大胆推测“不同的人们、国家或城市的特征在于笑的风格不同，笑的对象不同，以及自身的可笑程度不同。”竟然他们是对的。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智者“金嘴”，演说家狄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表过一篇精彩绝伦的演说。他对当地人热爱幽默之风大肆批评，觉得他们就像喝多了一样玩笑逗乐，是一种轻浮的表现。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表现是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剖析日耳曼民族文化时发现的。他认为有些野蛮的族群是不会笑的，在日耳曼，人们极为认真地对待恶行，绝不会将其当做可笑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马的文化精英也在用他们对笑的一套理解来定义自身，区分文化差异。

在19世纪的报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会议或者辩论的记录，里面一定会详细的记录着现场的笑声，还有笑的方式以及持续时间。后来翻阅这些记录的人可能并不理解当时大家为什么那么高兴，因为时代在发展，人们对过去的语境已经不再熟悉，那些笑点就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也让古典学者绞尽脑汁地从古老的喜剧和文学中寻找蛛丝马迹，希望能够给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