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散文札记——读约翰逊博士《说蒲柏》
1.
蒲柏所译《奥德赛》与《伊利亚特》是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译作——约翰逊博士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1年5月22日 - 1744年5月30日）,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从小在家中自学，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大量作品。因幼年时期患有结核性脊椎炎，导致驼背，身高没有超过1.37米，并英年早逝（56岁去世）。 蒲柏从12岁即开始发表诗作，17岁时经戏剧家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1640-1716）的引荐，结识了当时伦敦一些著名的文人学士，并在斯威夫特的鼓励下，倾注十三年的光阴，翻译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译成于1720年）与《奥德赛》（Odyssey，译成于1726年）。
倾注了十三年光阴翻译的作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在所有译作中也是行文最为可颂的版本，这两部作品也令他收获了财富与名望，凭借两本巨著带来的财富，后半生活得潇洒惬意，在泰晤士河畔的特威克纳姆别墅定居，坐看春花秋月，经常招待朋友，以文会友。
莎士比亚也有类似之处，莎翁不仅是剧作家，也是剧院的合伙人，也是真正靠写作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人，晚年的生活也是衣食无忧，快意人生。由此可见，人要想后半生过得潇洒惬意，前半生的的努力必不可少。
蒲柏少年时代广泛阅读，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少时读书，几乎是信手拈来，看到什么读什么，之后开始写诗，23岁著有"An essay on criticism"（《批评论》），开始在文坛展露头角，不仅当初备受文坛前辈推崇，如今其中许多名句也已经成为英语成语，更有诸多经典语录，收入牛津大词典，如“只有少量知识是危险的”，“正确的学习造成男子汉”等，蒲柏文风多变，认为好的作者应该根据作品内容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蒲柏所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没有按照原文准确翻译，而是根据英国当时的时代精神，进行了再创作，淋漓尽致的演绎了何为诗歌的典雅与韵致，译本一出，文采之美令人称叹，也让其收获了诸多的财富跟名望，由此登上英国桂冠诗人宝座。但是即便如此，对于蒲柏在译荷马史诗中加入的译者个人创作，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是以7年磨一剑的卓绝精神，编撰英文词典第一人的约翰逊博士，以惺惺相惜之情，力挺蒲柏，于是便有了此文《说蒲柏》。
2.
蒲柏在此番艰苦卓绝的翻译中，约翰·德莱顿（英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首创英雄双韵体，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桂冠诗人）的译本对其助力不少，维吉尔(古罗马诗人）借由荷马作品发挥了大量的想象力，而如今译者所要面对的大难题，便是如何译出这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奇思妙想。
蒲柏在翻译中结合了部分德莱顿版本的译文，但同时无法否认的是，他也在其中加入了诸多个人的见解，甚至进行了部分再创作。
他的版本可以说是定调了当代英伦的文字韵律，因为在他以后，其他作者无论在其他方面有何等缺陷，但在文章中都不会缺少英伦的文字韵律，蒲柏的行文如此机巧独绝，其文字韵律牢牢的抓住了众人的耳朵，令粗俗浅学之人痴迷其情节，博学雅致之世醉心其翻译。
但是在一片叫好声中，也免不了批评贬损之声，总有那么些人，装作学者的样子，反对说蒲柏的译文背离了荷马最初的风格，说它的版本丝毫不像荷马的原著，丢失了简洁，朴素、自然的原文风格。
我不否认这些，但是我们也必需知道，所谓“存在及合理”，那些情难自已，民心所向的东西，一定有实现的那天。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审美标准，在评估蒲柏的译作时，我们必须记住，从荷马那个时代到如今，两千多年的时光流逝了，沧海变桑田，我们语言的风格，文字的韵律都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即便是在古罗马时期，维吉尔生活的年代那般接近荷马，使他可以以相似的行文韵律，演绎荷马史诗，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世事流转，人民对于文字的追求已不似从前那般纯粹，人们渴望典雅精致的文风甚于以先，原先不事雕琢的简洁朴素，或许再也无法在当今人民心中引起更深刻的共鸣，如不经润色，曾经的作品或许也再难得人民的推崇。
家国曾经起于蛮荒，后人开始习得尊卑礼仪，闲暇的增多，人民开始致力学问，增长见识，并以蒙昧无知为耻，如若求知不得，内心满是惆怅。本朴知心，思知若渴，斯为大善，知识充盈内心，荡涤心扉，遣忧忘情，的确让人心生欢喜。但是以此遣忧忘情，却也难免落入寻章摘句的迷途，从而锱铢必较，怡然于雕琢之工，悠游书翰，直至文采斐然，方才就此罢休。
因此学问的演化，文风的流转，大多古质而今妍，原本朴素简洁的文风，在漫长时间的积淀下酿成优雅的醇厚佳酿。如果说以前维吉尔翻译时的雕琢是无意为之，那么因时代的更迭流转，蒲柏的润色则是必有之义。我可以想象，如今很多读者，在读蒲柏的《伊利亚特》时，深深触动于蒲柏文风的典雅优美，遂心生阅读荷马原著的念头，到头来却发现，曾经触动过内心的美丽辞藻，在荷马原著中竟毫无踪迹。荷马当就此亏欠后世的译者，因他们的机巧独绝之力，助其永盛不衰。原著没有在翻译中失色，还因此得译者的加工润色，显然并不成罪事一桩。
不失原著的风骨，而又增添优雅，显然是民心所求，正如英雄不仅希望得到世人的尊敬，也渴望得到众人的爱慕。
面对众人不实的非难，仅需以此一语回应：作者的心愿是希望其著作得以广泛阅读，而贬损批评之声，减损阅读的乐趣，此实乃不妥。蒲柏为他的时代，为他的国民而写，因而他知道，要将古典的著作，以更为优美的姿态展示给其子民时，一些必要的润色雕琢，实为必有之义，虽因此将古典请下神坛，令其丢失些许高冷清贵，也在所不辞。
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争议下，回答非议之人关于蒲柏是否称上诗人的诘难时，反问一句，如果连蒲柏都算不上诗人，谁还能称得上诗人？便是最好的回复。
将“诗人”局限于某个界定，只能彰显界定者的学识狭窄，因为将蒲柏排除诗人之外，可不是能轻易决定的。
让我们顾往观今，看看又有哪些人，为诗歌花环的编织，增添助力过，检验他们的作品，倾听他们诉求，再看那些对蒲柏的非难，是否还能站得住脚。
就算蒲柏仅留给后世两本译作，桂冠诗人的称号，他也受之无愧；如果《伊利亚特》的作者仍在，他将毫不犹豫的把最大的荣耀归于这位译者，因他的作品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译作。
3.
伴随岁月的更迭，世事的流转，语言也在不知不觉中得以进化，如若要后世之人更好的欣赏古典之美，后世译者，在不失原著风骨的情况下，润色加工又有何妨，不过若就此落入寻章摘句之途，怡情雕虫则未免本末倒置。
曾听闻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将首先取代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但斯以为，这恰好是译者能展现其用武之地的年代，对于古典的翻译，蒲柏在迎合当年的时代精神下，加入了个人的发挥再创作，令他翻译的译本，在文字韵律上不仅不失于原著，还令古典之美越发绚丽夺目，即便有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将高冷的古典请下神坛，激发国民的经典阅读热情，实乃超越翻译的大事一桩。我们现今无论是本国的古代经典，还是西方的经典，译本总是差强人意，更需要从事翻译的译者，加强人文知识的积累，翻译，不仅是一个精致的语言驾驭技能，也是文学再创作的一种形式，语境的转变，不可避免的需要文字的转换再架构，甚至需要韵律的编排再设计。
翻译作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说翻译是一门境界的较量，毫不为过，说翻译要被机器人取代了，来来来，实力强劲的对手，让人心生欢喜，我相信那些优秀的译者们，以其独有的人文精神内核，终将令对手们溃不成军。
注：第二部分内容，由个人根据约翰逊博士《Pope》翻译而来，如有疏漏，还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