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东北“二王”连环杀人案追凶始末
穷凶极恶的歹徒，在警方全国通缉的围追堵截下，竟能在亡命天涯的逃亡之路上仍然继续作案多起，我们不谈人性扭曲，只说双方的斗争经过...
东北“二王”的天涯亡命路，得先从一个黑色的背包说起。先来看看我们要说的这个黑色的包里，里面都有哪些东西：5枚有效杀伤半径为7米的67式木柄手榴弹；36发54式军用手枪专用子弹。包里的这些弹药，如果落入穷凶极恶的歹徒手中，其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那么，这个装有这些弹药的包，是谁的呢？
或许大家不会想到，这个包正是一名弱女子从两个亡命徒手中夺来的！这个女子，她到底是谁呢？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敢做出这样惊人的举动呢！这个女子叫李瑞玲，是衡阳交电公司的职工，1983年，2月17日这天，对她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因为这一天，是她家破人亡的日子。2月17，是农历的正月初五，整个衡阳市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上午10点左右，李瑞玲和丈夫带着女儿正准备去姨妈家串门，一家三口从家里推出了两辆自行车，刚走到路上，谁也没想到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两个男人突然从路边冲了过来，还没等李瑞玲看清二人面貌，漆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的胸膛，耳边传来了歹徒凶狠的声音：“把车给我，不给就打死你！”突发的情况，使李瑞玲顿时陷入了恐慌，就在这一瞬间，她的自行车已经被人抢走了。自行车，这个在当年算是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是面对持枪抢劫的歹徒，一般人肯定想抢去就抢去吧。可是，李瑞玲一家却不是这么做的。关于李瑞玲一家和歹徒搏斗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那个年代民间还没有什么手机摄像机这些东西，但是，在1985年出版的一套连环画里面却对这个过程有着很逼真的描绘（我现在只能用文字来描述一下）：自行车被抢后，李瑞玲的女儿张筱琴抢先一步，紧紧的抓住了自行车上面的货架，然后凶狠的歹徒对着年仅15岁的少女就是一枪。眼见女儿倒地，父亲张业良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向歹徒扑了过去，杀红了眼的歹徒，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当场死亡。眼看歹徒就要骑车逃之夭夭，平日里斯文娴静的李瑞玲发疯一般的死死抱住歹徒手里的黑色提包不放。当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拿到凶手的物证，以便协助公安部门，把他们抓捕归案。凶残的歹徒举起手枪，朝她的头部瞄准，李瑞玲夺下提包紧紧的抱在怀里，仅用右手护住了自己的头部，枪声响后，子弹穿过她的胳膊，又穿透了她的两颊，把她的下巴和下牙床击碎。即使是这样，歹徒仍然没有将包夺回。李瑞玲不怕死，这是两个歹徒没想到的，情急之下，他们顾不得再抢回她身上的包，于是骑上自行车，慌慌张张的逃了。李瑞玲冒着生命危险危险抢回来的包，里面装的就是那5枚手榴弹和36发子弹。可以说，她抢回来的这些东西，在后来让很多无辜的百姓幸免于难。
那么，究竟是谁，手段那么残忍，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行凶？没错，这两个人当时正被全国通缉的持枪杀人逃犯：东北“二王”。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宗坊和王宗玮）
1983年2月12日，家住沈阳的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二人,因盗窃沈阳463医院小卖部，被人发现。而后凶残开枪打死4人，重伤3人，随后乘坐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企图南下逃跑。在列车上被乘警发现，二王在开枪打伤乘警后跳车逃跑，消失在离衡阳40里外的山野郊区。李瑞玲一家在遭到枪击之后，她闻讯赶来的同事迅速拨打了衡阳市公安局的电话。案情重大，公安局长立即带领侦查员和法医20多人，火速赶到了现场。衡阳警方之前并没有料到，“二王”在从47次列车上逃跑后，并没有继续向南方流窜，而是留在了衡阳大摇大摆的进入了市区并碰上了李瑞玲一家从而犯下了这起命案。衡阳市公安局当即抽调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分五路追击。同时，封锁了所有进出市区的路口要道，力争把两个歹徒围堵在市区。
话分两头说，就在警方接到李瑞玲同事的报警，并组织围捕的时候，“二王”逃到了什么地方呢？根据警方接到的群众举报的线索，来给大家模拟一下当时“二王”的逃跑路线：从李瑞玲一家遭受枪击的衡阳市冶金机械厂家属院开始，“二王”骑着抢来的自行车逃走以后，自然不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而是像无头的苍蝇一样，钻进了前方的一条胡同。在胡同的出口处，有一个开阔的储煤场，巧的是里面还有一条铁路线，而且刚好有一辆北行的列车慢速通过，狡猾的“二王”就此扒上北行的列车，由于担心在列车上再次被堵，二十分钟后，当列车经过茶山坳小站的时候，两人再次跳车逃窜，之后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时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技术的刘文，是指挥“二王”案围捕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二王”在衡阳再次犯案后，下一步的追捕工作怎么展开，刘文和公安部的同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重点是，二人逃出了衡阳后，下一站会去哪。
与此同时，与二王相关的信息被不断的传到了公安部指挥部，专案组成员根据“二王”由北向南的逃亡路线和二王有亲属在海外等情况以及相关物证情报的分析，作出如下判断：“二王”原计划乘47次列车到广州，然后妄图越海出逃，然而在47次列车上与乘警遭遇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衡阳遇险，致使他们漫无计划的逃窜，遍布城乡的通缉令也让“二王”感觉到公安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敢贸然南行，北返也不安全，所以，极有可能流窜在长沙、武汉一带。应该在这些地点重点布控设防，其他区域协助设防。 既然已经做出了判断，那么下一步就是制订作战计划并下达命令。我们来看一下公安部在1983年3月24日向各地公安机关发出的这次讨论会议通知的下发单位有哪些，原文： “抄送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铁道部、交通部、民航公安局，广州、郑州铁路公安处。” 从这些接收通知的单位可以看出，为了追捕“二王”，几乎动员了大半个中国的警力，那么，刘文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二王”会不会在这些布控的地方出现呢，凶残的“二王”能不能被这张大网包围呢？正如刘文所料，“二王”在茶山坳消失三天后，出现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并被一位实习医生发现，在发生搏斗后，两人把医生打伤逃跑。警方在勘查现场时发现在搏斗中有一个人受了伤，专案组指挥部立即安排警力在进出武汉的各个交通要道进行全面布控。
3月25号这天，湖北省武汉市的岱山检查站，两个值班民警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个子男人的慌张神色吸引，于是上前盘问，请他出示证件。骑车男子说：“哎哟，忘记带了。” “忘带了？那你的自行车有牌照吗？” “有啊，忘了安上去。” “那登记过吗？” “登记过。” “在哪登记的？” “派出所。” 派出所，这个回答一下就露了馅，因为在武汉，负责自行车牌照登记的部门是交通队，这人肯定是有问题，民警准备把他带到办公室进行询问，就这样，两人抓着他往屋里推，这一推不要紧，民警的手摸到他腰上有一把枪。我们来看一下刘文对当时上报的盘查过程的回忆：“一查说他有枪，民警就把王宗玮给按倒了，但是王宗坊没进去，他们两个分离着走，王宗坊是在检查站对面的厕所里，这边一抓他（王宗玮），他再连喊带叫，王宗坊那边就知道了，他就拿着枪过来了，就开了枪。” 原来“二王”逃出衡阳后，警惕性变得很高，连走路都是前后分开，有个照应。在打死打伤检查站的民警后，他们抢了枪，没有向着出城的方向逃，而是进了城区，想利用密集的人群做掩护，返回到城里，在距离岱山检查站不到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在接到报警之后，立马派出警力进行堵截，就这样，双方在马路上相遇了，并且展开了枪战。而此时，警方手里只有一只手枪，而“二王”手里有三只，在开枪的过程中，警方手里的手枪居然还卡壳了。这样，“二王”就借助火力上的优势，又窜回了武汉城里。
回到城里之后，两人从武汉长航科研所外墙处，看到了骑着自行车带着两岁孩子的詹小健，王宗玮上前掏出手枪不由分说，对着他的头就是一枪，在夺得自行车之后，王宗玮拽上自行车转身就跑，王宗坊紧追几步跳上车后座，两人完全不顾那个倒在地上还哇哇大哭的孩子。这两个凶残的家伙就这样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制造混乱，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武汉，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水陆空交通四通八达，人口有好几百万。自从3月25号逃跑以后，二人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时间长了，社会上关于“二王”的传言就慢慢多了起来，这两个人也就成了当时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人物，而且越传越邪乎。随着传言越来越多，群众中的恐慌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导致社会上有些紧张和混乱，通往郊区要道的路口，都被公安武警给控制起来了，连外地运菜的都进不来，这样时间久了，人们都恐惧心理就变成了实际，我得吃饭，买米买面买不着，就得抢购大米白面。当时，不仅仅是武汉，“二王”的名字在中国也是人尽皆知，他们带来的恶劣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刑事案件。面对社会的恐慌，舆论的指责，公安部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是怎么说的：“那个怪话就很多，说你这公安局，应该改成粮食局，改牌子，吃饭的，骂我们是只会吃干饭。”公安人员不分白天黑夜的侦查办案，换来的是人们这样的嘲讽，所有人的心里都不好受，却又没法辩解，谁让“二王“迟迟无法被抓捕归案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二王”好几次都能在公安机关的抓捕下逃脱呢？
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可能都会知道，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大量的仿制德国的驳壳枪，俗称盒子炮或快板机。然而1983年，很多的中国基层民警还配备着这样的老式武器，老掉牙的盒子炮对“二王”手里杀伤力极强的54式手枪，结果怎样自然不言而喻。而这，只是当时整个中国公安警力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自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我国公安系统基本被破坏，人员配置不完整，信息交流不通畅，到1983年时，整个公安战线的警力还有很大的缺口，面对大案要案时捉襟见肘，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增添和更新装备，出现了枪没有罪犯的好，车没有罪犯的快，耳目没有罪犯的灵的怪现象。所有的治安管理机制已经明显的跟不上国家改革发展的速度。这一切组合起来，导致了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说起当时抓捕“二王”时的办案条件和环境，前线总指挥刘文体会最深，他回忆道：“那时候电话还不是我们国产的，二三斤重，没有车，地方上也没有快车，咱们坐公交车，根本连冲锋枪都没有，抓捕工作在武汉展开以后，我就专门向部队去买了200件防弹衣，发给地方，后来枪不行，我就叫成都的枪械厂给我们生产了微型冲锋枪，当时生产了50台。”办案条件之差，可想而知。事实上，从3月25号“二王”逃跑之后，已经有2个月没有露面了，追捕工作也一度陷入了僵局。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对“二王”案件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打破工作僵局的，是一份通缉令，这份通缉令和以往的通缉令有着明显不同，这是一份悬赏通缉令，来看看通缉令上的说明：“任何人，凡提供二犯线索，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500元；提供二犯线索和确切藏身地点，使公安机关能将二犯抓获归案的，奖励人民币1000元；提供二犯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励人民币2000元。”这是1983年5月，由刘文申请，经上级批准，从公安部向全国发布的新中国第一个悬赏通缉令。悬赏，在今天并不新鲜，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刑事工作中，还没有人敢使用这个概念和方法，而且，2000元是什么概念？在当时，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月工资是56块钱，2000元相当于普通人好几年的收入。所以，发布这份悬赏通缉令，在公安部内部还引起不小的争议。而刘文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抓捕“二王”这样的罪犯，除了公安机关自身的努力，还应该依靠社会的力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从1983年5月起，这份通缉令就贴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许还记得它。
在这场公安严打，人民参与热情极高的通缉浪潮中，“二王”始终没有再敢露面。但是，每个办案人员都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心中都清楚，只要“二王”还在国内，为了生存和出逃，就一定会再次出现，只要一出现，就必然会暴露。1983年，8月29号，就在中央决定开始“严打”后的第四天，“二王”的踪迹终于出现在江苏省江阴市，他们抢劫了百货商店2万元营业款后，在当天逃离了该市。5个月都没有露面，这次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才敢再次铤而走险，上天即将为他们的逃亡之旅画上终点。
1983年9月13号，江西省广昌县城关镇派出所所长接到举报。城中出现两名骑车的可疑男子，体貌特征和悬赏通缉令上的持枪杀人犯东北“二王”十分相像，当时，派出所所长来不及多想，立马拉上举报者和一名警员跳上院里的面包车便朝两名嫌疑人追去，并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枪战。然而，“二王”在一辆路过卡车的掩护下，逃到路边的草丛，又一次消失在大山里，虽然没有抓住“二王”，但也并不是一无所获，激战中，他们把“二王”背包打底丢了，鞋子也打掉了。在背包里面，散落着8700元人民币，蚊帐，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以及两只军用54手枪，其中一支编号为26064948的枪正是5个月前岱山袭警案中所丢失的那一把，这样一来，刚才枪战的人的身份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二王”。他立刻把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报，很快，省公安厅、北京的公安部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李广祥，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动的一拳砸在桌上，并当即下令，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警力，并请求武警配合，务必将“二王”围歼在广昌，为民除害。枪战发生后，有目击者称，“二王”逃往了广昌郊外的盱江林场，得知这条线索，广昌附近的大批公安干警赶了过来，省城的武警部队也参与进来，甚至，连福建途径鹰潭拉练的一支炮兵部队也被紧急调过来协助作战。到第二天上午10点，广昌县及附近各县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全被动员起来，参与围捕东北“二王”的工作部署。指挥部以发现“二王”的地点为中心，布置了4道包围圈，由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民兵组成。至此，一张由3万人组成的天罗地网朝“二王”渐渐逼近。面对层层包围圈，逃亡了7个月的“二王”，这一回是插翅难逃了。不过，要在绵延几百里的大山里找出两个人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经历过4天艰难的搜索，刘文制定了实行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围捕战术， 下午6点，一队人员在南坑山发现了王宗玮和王宗坊的踪迹，马上用无线电台向指挥部做了汇报。指挥部指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最好抓活的。本来是一次刑事抓捕案件，后来发展成了由群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二王的处境，用穷途末路两个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为了躲避追捕，两个人是有路不敢走，有屋不敢进，有钱没处花，他们身上揣着抢来的上万元巨款，却不敢买任何吃的，脚上没有鞋，双脚或许早就被满山的荆棘划的伤痕累累。在这样的境遇下，二王究竟还能做怎样的垂死挣扎呢？
在展开搜山行动的第5天，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没有路的山坡向山脚下试探着搜索，突然，一个武警战士踩到了什么东西，他身后的人立刻大声喊：“注意，有人！” 话音未落，就见一个人从草丛里突然站起来，对着两个武警战士连开几枪，把这两个武警战士打伤了，开枪的人正是王宗玮。当时，刑侦队的警犬训练员谢竹生亲眼见证了和王宗玮交火的惊险一幕，来看一下谢竹生对当时枪战的描述：“山窝里面，突然间响了一枪，我一听是二王，然后我马上就把警犬抓在手上，就往上冲，大概冲来七八米远的距离，就发现了一个人，在往上爬，我一看上面有路，我就说“卫南（警犬）”，上！它一下子就把他扑倒，把他手咬到了。我同时上去，我就抱住他，开始搜查他，他脚下还有一个包，袋子里有二十发子弹，肩膀下有一发子弹的穿透伤，我说你跟我下去。他当时就讲了几句话，我是好人呢，我用枪指着他说，你还是好人呐！”看到谢竹生回忆起当时的抓捕过程，依然能感受到当时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知道，王宗玮已经被捕了。那还有一个人，王宗坊呢？
王宗玮受伤被捕后，王宗坊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枪，冲到了树丛中。一个叫吴增兴的武警通信参谋正拿着对讲机报告情况，王宗坊冲着吴增兴连开5枪，年仅30岁的吴增兴当场牺牲！看着倒下的战友，20多名武警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顷刻间，数枪齐发，一连射出48颗子弹，枪响之后，武警战士一起涌上去，找到了被乱枪打死的王宗坊的尸体。至此，两名罪大恶极的持枪杀人犯全部捕获。在“二王”的身上，公安人员现场缴获现金一万三千二百余元，54式手枪两支，子弹52发，还有寄自美国加州的一封信和粮票等物品，二犯被捕获后，王宗玮经抢救无效于9月18日晚死亡。
两个背负一身血债的罪犯，就这样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下面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影像，从下面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最后瘦的只剩皮包骨头，头发有半尺多长，再和之前的照片进行对比，几乎是判若两人。
伴随着“二王”生命的终结，历时7个月的大追捕终于落下了帷幕。不过，对于警方来说，这个案子是结了，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1984年1月29日，公安部向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法委员会报送了关于追捕盗抢杀人犯王宗坊、王宗玮的结案报告。对加强侦破暴力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提出了快速反应以快制快的改进措施。随之，巡警、特警、防爆警察队伍、110指挥中心也应运而生。可以说，“二王”暴力持枪杀人案的告破，是中国首次“严打”斗争中的第一个胜仗，对中国公安史的影响深刻，意义深远。
The end
作者：张家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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