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杀戮的艰难》

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官通常有三怕：一怕有关机关伪造证据，二怕无辜者顶包替罪，三怕阴差阳错各种巧合，比如江国庆案。

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并无神秘，刑侦部门询问，取证，程序是否正当，非法证据排除，证据与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形成严密、完整、有说服力的证据链，并排除一切（是的，一切）合理怀疑，使法官内心确信无其他人作案或意外事件之可能……

一个人犯了罪，是否该死，好像代表的是一种标签意识，而对于大众，标签盛行时，理性易于枯萎。这是认知上的懒惰，也是对教条的渴望。

我们贬低报复，但报复是正义颜色的核心；宽恕是伟大的，但宽恕把人不公平的置于情绪混乱，国家法治的宽厚反而成为对受害者的二次暴击。

当年的欧盟不断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废除死刑。类似的压力已经蔓延到东欧，加入欧盟的前提即废除死刑，或早或晚，这样的舆论压力会笼罩亚洲，中国。

生命的可贵无须论述，最头痛的事情是杀戮的艰难。

坏人杀了人，结果是坏人不被当作人也被杀戮，一桩杀戮牵引出的是另一桩杀戮。为了杀一个罪犯，我们要借用罪犯心态，使自己也成为罪犯 — 这是否就是正义。

另一方面，想到被父母大卸八块冷藏于冰箱的小学生，想到被济南黑车司机劫持并残忍杀害的24岁女孩，想到杀死67位女性与儿童的杨新海，我们又感觉，死刑是一个“高尚”的决定。

学界众说纷纭，民间沸沸扬扬，而我没有自己的答案。

无论社会，法律发展、进化到了哪个阶段，每个人的心里，都应当保留对人性尊重的空间，对尊严崇尚的空间。

重要的永远不是观点，而是观点引发的，更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