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无处安放的身份认同
异乡异地,她去了来,来了去,无论住多久,都是在过路。——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读王安忆的这本《红豆生南国》,起初觉得不解。三段小说,不同的人物设定、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故事地点,为什么在一本书中呈现出来?及至读到最末的这段故事的这么一段话。
惊觉三篇故事不谋而合。与其说指向乡愁,倒不如说是指向身份认同。我们背井离乡,去找寻自己的梦想,“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在浮华富贵乡中、在他人钦羡的异国,我们蝇营狗苟期待以更多的财富去赢得更幸福的生活,却不期错失了当初的模样。一并失却的,也许还有爱、幸福和美好。
不同于《长恨歌》以一部完整的故事尽显上海的繁华魅惑,王安忆的这本《红豆生南国》是三篇小说合集,应该算是用了现实主义的写法吧。王安忆此次在小说中的用语很克制,我却读出了萧索与孤寂:那一个个合理而不合情的故事,不过是书中主角在当时当下的场合中无法找寻的“自我”罢了:就如同月娥在城乡中穿梭的疏离感,如同“他”在生恩和养恩中的千回百转,如同陈玉洁在获得丰沛物质财富后母女离心、夫妻失和的萧索。
何处乡关的诘问

《乡关处处》标题由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化来。为生活所迫的月娥背井离乡去上海做月嫂,小说起首的月娥返城和文末的月娥回乡形成了一个看似圆满但并不完满的“圈”,“家”的意义被淡化至无形。王安忆给小说起名“乡关处处”,其实是“何处乡关”的诘问,或者说是”无处乡关“的叹息。
女性作家,心思细腻,喜从琐碎的不起眼的家长里短入手,最终没入大时代的洪流。王安忆描摹以月娥为代表的群体,有种触目惊心的讽刺。自己的母亲病卧在床,只能照顾几日便匆匆返工,却与大爷肝胆相照,过上了两个人一只猫的类似“家”意味的细水流长的“日子”,终归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桥归桥、路归路”,大爷生病使得这个暂时栖息的港湾最终”支离破碎“。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过客?在上海住着逼仄的亭子间,为雇主家明窗净几终日操劳,家乡上虞建造了大房子,但房子是没有”人气“没有“烟火气” 的,一年所住日子寥寥,“家”的意义又何在呢?
城市化背后,带来的是月娥一类人的“精神”上的无所皈依。处于城市与乡村夹缝的她们,只能以群体自居,在出外打工的“老乡”的这个群体的庇护下找寻工作、住处,找寻自身的位置。又或者,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无所归依:生活的种种琐碎,裹挟着她们一日日无暇思考的奔向人生的尽头。
月娥感叹:“到老了还是要回来,什么时候才算老呢?以前她当是五十岁,后来做久了,就当六十岁,眼看过六十,身上还有力气,就又定作七十,就有十年的光景,那时恐怕真的做不动了。”
唯有做不动,方能回乡。只是,家乡还是当年的家乡吗?
没有名字的无奈
三篇小说,唯有《红豆生南国》的主角没有名字,只余一个字“他”。
在我们这个极具乡土气息和看中传宗接代的国度里,名字可谓是意味深长。姓氏,意味着宗族,是一个族群的标志;名字是自我,有别于自己和他人。而王安忆只给了他一个“他”字,大概是因为生母抛弃了他,养母在他幼时不断重复着“三百番薯丝”换得他的经历,这段故事让他耿耿于怀,也使得他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爱与被爱,想爱又不敢爱。
“他”与养母离乡只身漂流,从故土行至香港,相依为命进而落地生根。未能对养母尽孝,却将自己的亲情赠与曾经抛弃他的养母,“寻根”找寻自己的生母和家乡,并将多年积攒的财富馈及生母。“根”的意味,在“他”没有名字的设定中变得有些荒诞。
或者,他注定了没有名字,因为没有“根”,所以寻寻觅觅,找不到自我,亦找不到归处。
不是我,不是你,而是他,千千万万中的他中的“他”。
藏入美食的乡愁
《向西、向西、向南》则缘起德国的一顿炒饭,归于美国加州的“打挲司”的台湾美食,多么的意味深长。
曾经在德国品尝过的以解相思的一顿炒饭,牵起陈玉洁与徐美棠的友谊,却最终融入地缘的坚不可摧:唯有当地食客所喜好的不那么“中国”的美食,方能让陈玉洁与徐美棠在那里落地生根。时移事易,也许正如陈玉洁的事业和婚姻。
陈玉洁这个角色更像是今天的“白领”的前世今生。跻身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有野心有头脑,从机关下海经商,薄有积蓄,再不用待到分房时在领导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泣,也可把女儿送入美国读书。然后,富贵之后急转直下,老公与秘书暗通款曲,女儿久不在身边疏离,似乎是呼啦啦大厦将倾。幸好,异国的一场缘分的一家饭店给了她慰藉与安慰。
中国人好美食,可有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那一碗地道的中国美食,终究不能融入加州的土地。
物是人非,一切终是回不去了。
过了而立之年读此书,有种“岁月催人老”和“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悲凉。但求离开多年家乡的自己,栖息在这个大城市一隅,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亦不被岁月改造的面目全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