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第一次读这本书应该是在2010年，但那时因为知识层面不够，应该是没什么感觉。而这应该是我第三次读这本书，可能是前两次没读透，所以，心有不甘，再把它找出来读读。我将分几个主题进行讨论：

一、本书的几个核心问题

读一本书，只有当你抓住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之后，你才可能读懂这本书。同样，一本书是否可读，关键之一就在于它所揭示的核心问题。

在绪论中，韦伯一开篇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种情景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仅仅在西方，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这一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表达很多理性化的东西，包括实验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理性的法学和和声音乐，以及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基石——专业化的文职官员，为什么只有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等这些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出现？在这些国家存在经验知识、对世界和生命问题的反思、深奥的哲学，以及极为精致的知识和观察，但却并没有走在理性化的轨道上。（2010，p•1-3）

或许有人会说，这可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但是，韦伯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企业一直存在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中世纪欧洲。（2010，p•6）同样的，为什么只有西方出现了理性化运动？换句话说，它们之间必然有本质区别。在很多人眼里，资本主义即意味着“逐利”、追逐金钱，已经在无形之中将其标签化。但是，这些却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在韦伯眼里，毫无节制的获利贪欲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也不能等同于其“精神”，相反，可以将资本主义视为对这种非理性的动机的控制（2010，P•4）。

诚然，资本主义的特色就是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但不同于投机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以及以获利机会为取向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是在自由劳动组织中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而且是反复不断地追求利润（2010，P•4）。这种理性的利润追求是以对资本的计算为其取向的，如簿记（2010，P•5），这被称为“经济理性主义”（2010，p•11）。但问题仍然是经济理性主义为什么会在中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中出现？这个问题涉及到另外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资本主义是不是科学知识起源的原因？第二个是为什么科学知识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转化运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实质上依赖于对技术上的那些决定性因素的可计算性，而这种可计算性则依赖于西方科学，（2010，P•10）也就是说经济理性需要依赖于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先在发展（2010，p•11），但却不是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起源。科学的起源并不受经济利益决定，但科学知识的转化运用以及发展却依赖于资本主义企业所提供的以报偿为基础的市场机会（2010，P•10）。

换句话说，科技的运用与发展依赖于资本主义之精神，我们接下来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怎么起源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精神才导致了中西的巨大差异，它并非是中西巨大差异的结果。在韦伯眼里：“一种习得的内在品质决定了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和在职业上进一步的发展前景。”（2010，p•19）

二、资本主义精神

在开始这部分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所指——“在一种天职中系统而理性地为获取合法利润而努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精神把赚取金钱理解为“天职”——作为人人有义务去追求的自在目的。（2010，p•42）所谓“天职”就是一种为了增加上帝荣耀而努力劳作，而非懈怠、对财产的占有和对财富的享受。这种观念恰恰是现代职业化的来源，我们看很多西方工作者，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职业化，或许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资本主义精神构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驱动力，（2010，p•37）现代资本主义扩张背后的驱动力问题主要不是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公司的资金储备来源的问题，而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问题，不论在哪里，只要这一精神变得活跃并能够产生效果，它就能获取资金储备用做现代资本主义活动的燃料。（2010，P•39）

但是，所不同的是，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剥离了所有快乐和所有享受，即获得多多益善的金钱，但同时又摒弃对金钱的自发享受。（2010，p•29）这种观点和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看似相似，实则相悖的。

在主流经济学里，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者，而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个体的享受或者效用最大化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可以从韦伯的观点里看到经济学的缺陷。韦伯的观点恰好表明了行为跟物质一样，能够带给人们某种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有可能但不一定就与幸福和快乐有关，而可能纯粹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合意，或者是超越自身的某种实现。所以，这可以解释很多资本家在努力赚钱之后，又把钱捐赠，这并非虚伪，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直接体现。

资本主义精神的意义，或许简单的说就是将“逐利”合理化，如果财富是在尽职地履行个人的职业天职中获得的，那么追逐财富不仅是道德上允许的，而且是道德上期望的。（2010，p•105）而正是源于逐利的合理化可以对科技运用进行利润的合理补偿，使得科技转化运用和发展，在这些国家得到顺利进行，从而逐步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这种精神中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理性的追求利润，其实就是通过科学运用各种工具、科学的管理，将各种资源发挥到极致。中国儒家与道家伦理，以及源自印度的佛教伦理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逐利与享受等同起来，所以，才反对逐利，其实是反对享受。在反对享受上，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新教伦理与佛教伦理，以及儒家伦理都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犯的错误是没有将赚钱与享受分离解释。

由于反对逐利，从而也就反对商业活动，至少是持消极态度，这样导致中国的商业及科技进步在近代变得缓慢起来，最终导致经济的落后。而在经济发展上，韦伯的观点和索洛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表明资本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事实上，在东南亚国家了，发展之所以落后，问题并非在资金，而在文化的发展，或者说精神的发展，以及在法律和理性的行政结构上的发展。正如韦伯所说，现代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不仅需要便于组织劳动的可计算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以信赖的法律和依据形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否则，理性的工业企业不可能生存，反而冒险资本主义、投机性资本主义横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就起源于对利润的追逐，或者说就只发生在存在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里。科学知识的起源并不受经济利益决定或驱动，但对科学知识的技术性应用却是由这种利益决定的（2010，p•10）。那么科学知识的起源受什么驱动？在科学知识转化受限的国家里，到底是利润实现机制受限，还是资本主义精神受到约束？在这点上，韦伯并没有回答。

但是在西方并非只存在单一的资本主义，同样，在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而且，资本主义早已有之，但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才具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呢？

三、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从韦伯的思想里可以了解到，社会分层与宗教归属有关，他的研究表明：资本拥有者、雇主、受过较高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经营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宗教力量对于“民族性格”的形成是决定性的。（2010，p•100）在这里一个关键的课题是要理解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日常经济生活的准则之间的联系。

由于发端于加尔文宗的英国清教为职业天职的观念提供了逻辑上最为一致的基础（2010，p•100），所以，韦伯利用清教伦理来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上的前果后因。

在清教中，在一项职业天职中意味着要不懈地、持之以恒地、有条不紊地工作，这样一种宗教价值观被定义为信徒证明他们选民资格（被上帝拣选）的最终要的方法。（2010，p•111）而这种不断强调职业禁欲主义的有条理的特征，恰好在“无天职者”的生活中是缺乏的。（2010，p•104）有条理的禁欲主义除了“天职”以外，还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说明：第一个，“有条理”，这个有条理正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经济理性主义的来源。清教带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公司的和对工作的理性组织的精神气质（2010，P•107）；第二个，“禁欲主义”。清教对生活的禁欲组织的倡导，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2010，P•107）。禁欲主义竭尽全力反对的是自发地享受人生合格人生所能提供的一切快乐（2010，P•107-108）。而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就是将获取财货从传统经济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通过营利合法化，而且通过把营利视为上帝所意欲的途径，打破了限制所有获利努力的束缚。（2010，P•110）

当资产者精明的商业意识和渗透并支配着信徒全部生活的最强形式的虔诚结合在同一个人和同一群人身上时，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它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新教教派和教会的整个群体特征。（2010，p•22）在清教的势力范围内，其生活观都促进了迈向中产阶级式、经济上理性的生活组织的倾向，而这正好构成了现代“经济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起源，（2010，P•112）并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铺平了道路。（2010，P•112）不过，为什么是中产阶级？因为清教精神最虔诚的追随者经常属于那些中产阶级中经营小企业的人。（2010，P•113）

四、资本主义精神的维持

在依赖于永久的和信任的关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宗教归属问题几乎总会被提及。（2010，p•122）从宗教社会中的这种宗教归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教派所能带来的便利性和商业机会，以及违犯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或许这构成了这样一种精神的持续与统一。清教教派是将最强烈的个人的社会性自尊之利害关注用来服务于宗教特性的维持与传播。

在清教教派里，教派成员身份意味着一种关于个体的道德资格，尤其是其商业道德的凭证。（2010，p•122）所以，这在经济生活中首先意味着经过了检验的信用价值，这种合法化常常对商业机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10，p•127）如果某人因为道德上的过失而被逐出教派，这就意味着他在经济上的信用丧失和社会上的地位降低。（2010，p•122）

从清教教派精神的维持中可以了解到，为什么需要教派派别？因为它直接是一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身份认同，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这促进了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而且从整体上是非常有利于社会信用基础的建立。中国在信用体系上之所以建构困难，可能的部分原因是没有像教派一样的社会化的约束机制。也许中国需要从商业派别中寻找方法，未来有可能会演化出强大的商业团体，这既是中国信用问题带来的，但也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它可能会限制了弱势群体的发展。

参考文献

马克斯-韦伯著，苏国勋等译，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