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的起源和科学伦理

基因编辑应用与人类胚胎，目前看肯定是违反某些科学研究伦理的。科研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总可以解释为禁忌(taboo),基因编辑这个事本身存在众多的可能性先不去聊，这里只聊一下禁忌的起源及背后的意涵。

禁忌的产生，大概能找到两个动因，经验和对未知的恐惧。

经验导致的禁忌，比如近亲繁殖的禁忌。并非人特有，很多哺乳动物也有。也就是说这种经验不是人类社会自己了解到的，可能是更远古的动物遗留在基因中告诉我们的。经验引起的禁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大猩猩的试验可以描述，笼子里关着四只大猩猩，放着一把香蕉。任何一只大猩猩去拿香蕉所有大猩猩都会被电击。几次之后，所有的大猩猩都不去拿香蕉了。此时，用一只新的(未经过电击的)大猩猩替换其中一只旧的(经过电击的)。新大猩猩自然会去拿香蕉，其他三只为了自己不被电击，就胖揍了新的大猩猩一顿，新的大猩猩几次尝试都受到的相同待遇，于是终于不打香蕉的主意了。如是，又替换出一只大猩猩，又经历拿香蕉挨揍的循环，终于也放弃了香蕉。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未经过电击的)大猩猩揍起更新者同样卖力。如是再三再四，笼里所有的大猩猩都没挨过电击了，但禁忌已经形成，所有的大猩猩都不会去拿香蕉。而且会"教育”新来者也不要去拿。至于原因则已经忘却在不怎么遥远的“历史”中。经验导致的禁忌的缺陷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禁忌仍活在群体中。人类(其他哺乳动物亦如是)，并不善于事事找到根源或进行理性分析，而容易接纳教条，究其原因无非是生存优先，心理上平均而言，不做一件可能有事危险之事带来的遗憾远不是尝鲜带来的愉悦所能平衡的。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试错带来的可能是死亡，而轻信的好处可能无非是多吃两口而已，两者并不对等，因此基因中的指令总是愿意相信禁忌。

未知(无知)的禁忌，或者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对复杂性的恐惧带来的禁忌。最早关于无理数的研究，对于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对于人体器官的解剖研究的禁忌可能都属于此类。某些知识太复杂的，终于被归类为不该为人类了解的知识。有一个关于方程解法的例子是个有意思的脚注(好像是从房龙的<宽容>上看来的，细节可能有出入，大概是这个意思)，17世纪某个大学的数学课堂上,一位教授在讲解某种特殊形式的三次方程的通解，忽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咔嚓一声巨响。教授停住了讲解，半天缓过神来，哆嗦的给学生们说，"先生们，我们要小点声，我们泄露的上帝的奥秘”。现在看来是个笑话，当时的人也许真的认为这种知识具有某种神性(或魔性)，了解它要么是一种亵渎，要么是一种肮脏(比如被毕达哥拉斯扔到海里淹死了的发现了根号二是无理数的西帕索斯，无理数就被视为一种混乱之源，但淹死西帕索斯又管什么用呢? )。对于复杂性/无知的禁忌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比如老家人往往不能理解电子设备(pad啥的)，即便反复告诉他们随便用坏不了，他们也会常常劝阻小孩子不要瞎按免得弄坏了。对于规律，特别具有简单形式的规律，人类有着特别的偏好，复杂的并不喜欢。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弄懂复杂规律往往并不带来直接的生存意义上的好处。保守主义，在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运作和制度改进中应该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无知的恐惧带来的禁忌则不应当受到这样的褒奖。

想起九十六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近期谈中美文化差异时说(也是大概个意思，不负责全部引文一致)，中国人容易觉得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引入新的问题以至于和原有方案差不多，而美国人容易觉得问题总会被解决，新方案引入的问题继续解决就是。今天的美国人不知道是不是普遍这么认为，但几十一百年前，怀揣理想主义和未经受残酷历史碾压折磨的美国人真的可能这么想，基辛格正是这一代人中的翘楚和硕果仅存。经验和保守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是奇点到来的前夜呢?不用太苛责某一个研究者，信不信都好，人类总要走那一步的，早几天晚几天罢了。换个角度，这种突破禁忌的权利也应该是通过长期斗争的众多单点突破后，被更广泛接受后再被普遍认可和正式追认的(如奥巴马强行通过同性恋平权法案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如果希望通过某种政治权利直接赋予，即不妥当亦无必要。再说一次,只是不要识图”追杀”某一个突破者，历史的视角看，这种“追杀者”是非常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