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里的几位人物

最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坚持着读民国史。

断断续续是因为那段历史太乱，读起来最费神，虽仅有三十八年的光景，但上承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下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牛人多，口号多，打仗多，历史线条多。

但又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也是最屈辱的一段。社会演进之迅猛，政局动荡之剧烈，民族危机之凶险，思想交锋之激烈，民众灾难之深重都前所未有，对比一下会有些特殊的意义和参考价值，所以还是坚持读下来。

虽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在历史的舞台上，众多百姓统统蜗居幕后。前台，往往被少数历史人物所占据，随着时间纵轴轮番登场。

民国之前的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历史人物演绎的历史事件能载入史册流传于世，普通百姓生活，除了鲜见于文学作品外，很难进入史官们的视野。

普通百姓，细微的就像一滴水，生来就是为了承载封建王朝这艘大船的，作为个体的最大意义，或许仅在于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民国开场似乎有些突然，不像其它朝代更替那样，通过几场战争就确定好角色和戏份，而民国建立之初，侵略与反侵略，独立与压迫，保皇复辟与民主共和，独裁分裂与武装统一，反复较量。一众演员面对骤然拉开的大幕，哄抢戏份，粉墨登场，给人造成民国历史最深的印象，就是乱。

袁世凯，成于心机，败于德性

袁世凯擅长玩“两面派”手法，借力打力、借力拆力。戊戌变法时，他一面加入强学会，参与维新运动，一面又与顽固派过从甚密通风报信，叛卖维新变法赢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才堪大用”的好评。

入关后，统治的需要，清廷组建了许多绿营。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先天人口不占优势，绿营逐渐成为清廷军队的主体，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任命旗籍将领的方式统领军队，殊不知，军队的基础在基层。

因此，清廷缺乏一支有战斗力的绝对可靠的武装。加之摄政王载沣为对抗袁世凯，大量提拔留日士官生，而这些人不少在日本期间即加入革命党或同情革命，后来成为清廷的掘墓人。

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危机四伏的年代拥有忠诚于其本人的武装力量，“军中皆知袁宫保而不知有清廷”。武昌城头一声枪响，紧接着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山东，独立的独立，光复的光复，统治者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

荣祿已逝，铁良遭疑，而此时出山的袁世凯，拥有最强的军事实力，全国无敌。

他又一次玩起了两面派手法，一面与清廷讨价还价，搏得内阁总理大臣的高位，一面积极与革命党人接触，倒逼清帝逊位，从而一跃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作为最高统治者，理应具备以下几点:

一是对国家面临的危机有深彻清醒的认识；

二是对国家发展具有长远科学的规划；

三是对世界发展大势有较为清晰的判断；

四是有明确而切合实际的执政目标；

五是牢牢掌握武装力量。

若此时的袁世凯，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国思想，或许能够拯救中国于危难，对其个人而言，必将千古流芳，于公于私，都将是最好的归宿。

然而，袁世凯迷信武力手段，对外屈膝卖国，对内掩耳盗铃，就这样，他在最高权力宝座上迷失了，居然倒行逆施，做起皇帝梦，最终身死名臭。

袁世凯其人，论心机，称得上老谋深算，论才能，的确有将相之才，但其德性，却成了他最大的绊脚石。有人拿他和曹操相比，殊不知，仅此一点，距曹操何止千里。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如果有人问我近现代中国最推崇的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且终生为之奋斗而百折不挠。一生为革命东奔西走，被追杀、绑架、驱逐、利用，充满了凶险，又写满了传奇。

伟大的人格都有某些相似之处，就像鲁迅先生早先想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毛主席起初想做一名老师一样，他们只想做实在事情，过简单日子，但时代不允许，所以不得不走上了另一条路。

先生本是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大医医国，身处病入膏肓的中国，先生想医好这个行将就木的巨人，尝试了多种药方后，终于找到了良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然而，天不假年，他没有看到革命胜利，没有实现革命理想便与世长辞，空留遗憾在人间。

黎元洪投机不成，徒有虚名

辛亥年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这并非偶然。辛亥革命本身就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纲领，比如武昌首义的起义者大都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在占领楚望台后不知所措，秩序大乱，于是公推早年参加日知会，而后又“上书自赎”被免究的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这种无革命信念与意志的人，竟堂而皇之地担纲如此重任，革命真的成了请客吃饭。

像吴兆麟之流，革命前就加入革命党的各省都抚等官员，多数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一种投机。

许多省份光复后，原实权派的都抚们摇身一变又成为新政权的主人，变换了身份继续作威作福，本质没有丝毫变化，俟风吹草动，狰狞之相毕露。

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究竟要依靠谁？究竟代表谁的利益？这些问题因革命党人成分参差不齐而变得扑朔迷离。

黎元洪本是湖北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革命爆发后，曾负隅顽抗，手上沾满了起义者的鲜血，然而血迹未干的黎元洪在武汉光复后又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以首义元勋自居。

后来又被诱骗入京，离开其老巢，不论任副总统还是总统，都是有职无权，在军阀们的眼里终是摆设，徒有虚名，任一帮北洋军阀摆布。

袁世凯之死打开了北洋军阀的“潘多拉魔盒”

军阀最大的特点就是无信仰、无主义，无视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苦难，不是将军队看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公器，而是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命根子。

袁氏既死，北洋众将顿时失去了“笼头”，没有统一节制，纷纷拥兵自重，几大派系各自找到了帝国主义东家，整个国家进入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混战模式。

交易国家主权，加大百姓税收来增加军费，再置办家当抢地盘，抢中央权力，这成了派系军阀的标准流程，段祺瑞、张勋、冯国璋、冯玉祥、徐世昌、张作霖……走马灯似的在北京城头起落。

当肥肉已经叼到嘴里的时候，没有人会舍得放下，小军阀如此，大军阀更是如此。

北洋军阀如段祺瑞、冯国璋之流如此，南方军阀如陆荣廷、唐继尧之流亦如此，没有哪一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心甘情愿放弃权力。各方势均力敌，又各有帝国主义主子撑腰，成为掎角之势，不分裂才怪。

就这方面来讲，张学良不管是国仇也好，家恨也罢，迈出东北易帜这一步，体现出很强的克己之心，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如果这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后来发动了西安事变，但在事变之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促进共同抗日局面，又不顾个人安危陪蒋赴宁，这体现了他的真性情，大胸怀。

倒是其他军阀如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从来只打个人小算盘，却恰恰缺少这种胸怀。

国民党，有武装，没信仰，败于分裂

孙中山无法预料的是，他身后的中国国民党并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分裂。

内部分裂始终是政党最大的威胁，这种威胁全然是由其成员的主义缺失引起的。不能建设坚强的政党，再宏伟的蓝图永远只是图纸。

孙中山逝世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民党始终无法形成党的领袖，中央缺乏凝聚力（若非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的分裂或许将会持续），内部分化愈演愈烈，“西山会议派”公然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

内部的派系倾轧，使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党权、政权、军权变得分散而又混乱，别有用心者乱了规矩却得不到及时的制裁，最终越走越远，直至叛变革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分化之下，蒋介石、汪精卫们不再认为那些侵略者是他们的敌人，也不再认为苏联、共产党和农工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投向敌人，向友军举起屠刀。

至此，他们彻底与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分道扬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蒋介石成于投机，败于气量

不可否认，在消灭新旧军阀的过程中，逐渐结束了清朝灭亡后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且在抗战中作为中国战区的领袖，蒋介石自然有其历史功绩，但背叛革命，不顾外敌入侵，对红军赶尽杀绝的架势，注定了失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若此时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必能开创国家民族的伟业，亦能建立个人丰功，然而他自恃有800万军队依靠执意独裁，把中国拖入内战，最终葬送了中华民国。

这与民初的袁世凯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袁氏败于德行，蒋氏败于器量。

不知抗战后的蒋介石是否总结过，从1927年至1936年，与共产党和红军打了十年仗，不仅没有剿灭共产党和红军，反而势如燎原，这其中究竟是怎样的历史逻辑？

或许他思考过，得出的只是诸如“将领剿匪不力”之类的结论，因此，他不惜以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共产党一决高下。

所以，方向比实力更重要。走错了路就使不上力，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力。三年内战之后，历史给出了公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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