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古诗词课》之《魏晋诗歌》笔记
总述：从《诗经》到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诗歌主流是歌谣，作者大多不确定，主题也偏向于大众性。魏晋以后，具有明确个人标志的文人诗成为主流，并且写诗也逐渐成为文人的基本素养。诗人依据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生命经历写诗的时候，诗歌变得更为丰富，更有个性。
01建安诗歌代表：曹操和曹植
曹操代表作《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短歌行》，其诗风慷慨悲凉。慷慨是激昂的、奋发向上的，悲凉是消沉和绝望的。混乱时代给有志者机会。《世说新语》里乔玄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奸雄，乱世之英雄”。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用高山大海来比喻自己，用孔子心中的圣人周公来比喻自己，这是曹操的磅礴气魄。他也是在说再多的人来我身边，我都能够容纳，我越是容纳越是宏大，而当我充分地容纳之后，我就实现了自己的伟大。
读曹操的诗，我们感受到他跟以往歌谣是不一样的。这是他独特的生命经验，这种生命经历以特殊的文本形式打动我们，唤起我们内心的情感期待。
在古人眼光中，曹植的文学成就远高于曹操。日本学者吉川新次郎说，在杜甫出现以前，中国诗歌世界中的王者就是曹植。曹植诗歌的修辞性显著提高，趋向于精致和华美。魏晋诗歌到唐代诗歌都把精致和华美看成诗歌追求的目标，直到宋代以后才得到扭转。因此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
曹植代表作《名都篇》仍带有歌谣的调子，铺排、夸张，但词藻华丽，描写准确，有很高的语言修养。它传达出贵族少年风流自赏的情调，既有及时行乐的心理，也有对热烈美好的青春生命的歌颂，也明显地有作者的个人特色。
02阮籍与正始诗歌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史文学包括正始直到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本就是“虚”的意思，玄学的一个特点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讨论抽象的普遍性的原理。同时，玄学崇尚自然，也就强调适情、适性。当人们把个性自由作为重要的甚至根本的生存价值时，就会发现抑制的力量无所不在，这也导向了人对社会现象和人生处境的深入思考。
从社会背景看，政治更替频繁，司马氏父子杀戮异己，造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周围环境危机四伏，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感受推广为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正始文人有著名的竹林七贤。
阮籍《咏怀》第十七，是一首很成功的哲理诗，它展现了一种哲理性的孤独，即：人归根结底是独立的，孤单的。
孤独带有双重性，它既给人带来压迫和焦虑，也能让我们体验自我。我们越是感受孤独，也就越感受到自身独立性的存在。我们的独立性不能被世界上任何东西融化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孤独的时候。
伟大的人物都很孤独，或者说认为自己伟大的人都非常孤独。例如鲁迅，他对自己生命个体的存在体会特别深刻，他感受敏锐，思维深刻，也就格外孤独。这一点和阮籍是一样的。
阮籍很多故事都像哲理性的寓言，例如“穷途恸哭”。他经常漫无目的地驾着车在外面走，在路不通的时候大哭一场。驾车在世界上漫无目的地走，可以理解为一个哲学的描述，就是世界本来没什么意义，人生本来也没什么目标。但是，人是一个行动性的存在，人必须有动作。
当我们感受到孤独无法承担时，需要去转换它。转换的方式可以是一种无聊的废话，可以是与亲友在一起。不过，它解除的不是生命的孤独，而只是把孤独转化成了无聊。就像在欢乐的聚会上，你仍然可能感受到与别人格格不入，那些声音全是无意义的喧嚣。
《咏怀》第七十一写各种短暂生命存在的过程。木槿、蟋蟀、蝉、蜉蝣等生命那么短暂却那么美丽。这些美丽有它的归属吗？它是为谁而存在的呢？也许他们就是自顾自的美丽，就是无目的的孤独的存在，不需要为别的谁而存在。
“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生命是那样的短暂，每一个生命在存在的过程里都慷慨努力，都这样存在过。这是阮籍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在诗歌中表现生命的焦虑，生命的无所归依和无意义，这其实在东汉中后期《古诗十九首》中已经看到了端倪。
当人的个体性比较淡薄的时候，生命的焦虑是不强烈的。当你很明确意识到自己从属于某一个群体，并且认为生命的意义完全体现在群体事业之中时，也不会有焦虑。但是如果生命没有归属，又难以确认它意义的时候，个人要凭借自身的精神力量面对整个世界，面对生，面对死，面对宇宙，这时候焦虑就会很严重。
在《古诗十九首》中可以看到克服生命焦虑的三类方法：亲情友情，及时行乐和追求荣名。在建安诗歌里，比较强烈的表现出来是追求不朽的事业“天下归心”，在伟大的事业中让生命不朽。但是在阮籍这里，前人设想的解脱方式全都被排除了。在动荡的社会结构中，亲情和友情也不可靠，想要建功立业也并非是能任由自己选择。在阮籍看来，生命的本质便是孤独和无意义。这跟舒本华的表达类似：生命本就是一个充满焦虑的走向死亡的过程。
人有时候会凝视生命的这种焦虑、灰暗和无望，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消极现象，因为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敏感，这也是魏晋文学非常大的特点。敏感是一种生命力量的体现，没有生命力量的人，不能够去体会这样一种生命真实。
03晋宋之际，陶渊明与谢灵运
玄学清谈和悦情山水是东晋人士普遍的双重爱好。在玄学人士看来，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显，所以对自然的体悟即是对“道”的体悟，人与自然的融合也就意味着摆脱凡庸的、不自由的、为现实社会所羁累的世俗生活，从而得到高尚的生存体验。
从魏晋以来，诗歌中对自然之美的关注和玄学风气的催风，终于催成了田园诗、山水诗的兴起，代表人物就是陶渊明和谢灵运。
谢灵运习惯上不放在魏晋历史范畴讨论，但实际上他和陶渊明是同一时代的人。
陶渊明为我们打开了克服焦虑的另一扇大门——自在自如自足。生命是自在的，它以自身方式来存在，不以外在力量的要求而存在。生命是自如的，它不受外力影响。生命是自足的，自己可以满足自己。总而言之，生命无外求，类似“云无心以出岫”。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陶渊明接触到人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受制于外在条件。在外在力量的约束下生存，生命变得扭曲，因而呈现出荒诞的状态。
阮籍把摆脱生命焦虑的方法都否定掉了，使生命成为无法摆脱的绝对的孤独、晦暗和焦虑。而在陶渊明这里，生命又豁然开朗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便是没有焦虑的。
那如何达到悠然呢？在魏晋时代的玄学里，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第一种：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他在世界上有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这些都不由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庄子·养生主》开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社会制约人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暴力，一种是荣耀，它们都会强迫你去遵循某种社会规则。当人屈服于暴力或者追求荣耀时，人就失去了主体性。而一切紧张焦虑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人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网络之下，从而形成对生命的破坏。
人还有另外一种存在，就是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存在。这也有两层意味。其一：一个独立的生命面对着整个世界，面对着天地自然的存在。当我们摆脱社会关系来到山水之中时，会发现紧张的生活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似乎是一场虚幻的表演。其二是哲理性的理解，当生命处在世俗的价值或规则之下，它都是在时间条件下成立的。例如《关雎》被汉儒解释为是“后妃之德”，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它荒诞不经，但荒诞的东西不是因为它自身荒诞，而是跟它所处的社会和历史变化不相合而荒诞。它在它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合理的，而在这个历史条件消失以后，它就是不合理的。
人在社会性的存在中是充满焦虑和紧张的，但是这种生命状态不可靠的，因为它是在变化的条件下存在。受制于变化的条件，人在其中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根本价值和根本意义。
生命是短暂存在，但人试图寻找到生命的永恒价值。我们在天地宇宙中存在，并不是仅仅此时此刻存在。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变化，风谲云诡、瞬息万变，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不断变化，社会本身的力量运行也并不明确。人渴望精神永恒，这使他试图设想自己与天地自然是一体的。
陶渊明也焦虑，说“死”“老”“病”比其他人说得都多，但他诗意的对生命可能性的向往，对美感的追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
陶渊明庸俗，李白也庸俗，要在世上找一个完全不庸俗的人，根本找不出来，因为庸俗是人性的本质属性之一。但是他们创造了不庸俗的诗境，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给予我们对生命更深的、更富于美感的体会。
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用生活常态回答对人生真意的追求。他的诗歌比较平淡，到宋代时，被苏东坡大力推举。
《登江中孤屿》”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灵运以一种热爱和敏感的心去发现自然，然后以精炼华丽的对仗句去呈现自然，使读者在新鲜的表达中惊叹语言的神奇，并通过语言重新认识了自然，这是谢灵运对中国诗歌的最大贡献。在他以后，创造精美的写景对句几乎是所有诗人追求的目标，这也成为对诗人才华的一种考验。
这首诗也呈现了谢灵运的山水诗结构：写旅游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最后发一通带人生哲理的感慨。
东晋以后文学家对山水的关注显得强烈起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关注山水的美好，并试图去描绘它。例如《世说新语》里王羲之、顾恺之对会稽山水的描摹。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描写自然环境之美的作家是卢梭。他们关注自然，其实也就是在思考个体生命与永恒存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