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将军》

游击战的首个实践者，当属“红军之父”朱德。朱德出自滇军，他打游击最早是从云南土匪那里学来的。

按照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彭德怀在与敌军作战时，经常指挥大部队跟敌人兜圈子，趁对方一不留神就跳到其侧后，既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又让他们疲惫不堪，这时候部队再在运动中歼敌。

高手对决，不是一打就完，更重要的是要在战后的“复盘”中通过互相借鉴来提高各自的水平。通过交锋，两支第一流的精锐部队都学到了新东西。第十九路军从红军那里看到，火力较弱的一方如何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以后他们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时，就在作战方案中明确提到，与火力极强的日军作战，一定要学习红军的作战方法。

彭德怀打仗具备一种水滴石穿式的韧劲，也使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敢打硬仗、苦仗、恶仗、大仗的勇战风格，但这种劲头走到极端，也会导致他有时头脑过于发热，明知吃亏也紧咬不放，结果往往吃更大的亏。

第五次反“围剿”整整打了一年，大小战斗不计其数。用黄克诚的话来说，参战的红军战士在这一年里打过的仗，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将军、元帅所打的仗都要多，在这种环境中，原先不会打仗的全都学会了打仗，没有经验的也学会了不少经验。无奈整个战略方针出了错，红军仗虽打得多，胜仗却打得少，根据地的面积也越缩越小，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有难以立足之感。

这段时间以来，素来号称铁脚板的红军已经快走散架了。“四渡赤水”后来被认为是毛泽东在长征中的神来之笔，但当时却饱受质疑，因为它是红军走得最频繁的一个时期，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八路军自红军时代开始即能保持很强的战斗力，与这种能上能下、一切看战绩和表现的干部选拔机制是分不开的。朱德有一句名言：“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

在战术上进攻，就应当先找弱一点的予以消灭，如此强的亦将变成弱的。倘若先攻强敌，要是攻不下，其他弱的也会变成强的，而就算能够攻得下来，八路军自身的损失也必然不会小，是个非常不划算的买卖。

彭德怀一贯主张上级应给下级较大的机动权，而不能让下级事事都等待命令，尤其在敌后抗战的复杂环境下，如果事事待令，就会错失许多打击敌人的有利时机。

在“清剿区”，日军被零打碎敲地打掉了好几股，搞得机动部队草木皆兵，乃至于见到利于游击小组隐蔽的地形就发慌，“有山不敢靠，见沟不敢过，遇林不敢进”。

彭德怀的概念是，只有首先让敌人运动，才能慢慢地找到歼敌机会。

以彭德怀的经验来看，锻炼新部队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它多打仗，不光是能打顺风仗、便宜仗，还要多打硬仗。因为只有多打硬仗，才能培养出能攻善守的过硬本领，舍此再无他法。

自赣州战役后，这也又一次证明，打大规模的阵地攻坚战并非彭德怀所长。指挥这种战斗，他打得顺还好，打得不顺，就往往容易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

在华北战场上，有没有打过关家垴，就跟问一个红军有没有走过草地一样，是荣誉的标志。打过，就说明你是条不怕死、不皱眉头的硬汉子，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让人心服。

冈村曾总结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认为八路军长于谍报，情报工作很厉害。

有的武工队给伪军立了“红黑簿”，伪军给老百姓办了件好事，就在他名下点个红点，办了坏事，就点黑点。

彭德怀从中得到的体会是，俘虏兵和俘虏军官不同，他们大多出身底层，经历坎坷，只要方法得当，对之感化并不困难。

西北野战军的冬季整训经验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认可，毛泽东将之定名为“新式整军”，推广运用至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

相比于国民党军，解放军的指挥高度灵活，各基层部队皆有便宜处置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长期打游击战、运动战所形成的习惯。

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战斗力就会消失，这种情况非亲身经历很难体会。

吸取教训，彭德怀在6、7月对部队进行了集中整训，以后每打一次大战役，他也会主动停下来，尽量安排一个月的休整补充时间。

战场之上，即便是所谓的常胜将军，打过的胜仗和败仗也往往是一样多，因此在最终决定取舍之前，一个真正具备战争阅历的将领是决不会让“战”这个字轻易出口的。

美军只要具备四个先决条件，投降就合理合法。四个条件，一是子弹打光了，二是没有饭吃了，三是通讯联络中断，四是被包围突不出去。美国兵说：“我们完全符合这四个条件。”

在东西方军事冲突中，西方始终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还是吃在以往军事力量被认为不值一提的中国人手上，让西方社会深感震惊。有人预言：“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此处暗指中国军队）马上就会席卷整个朝鲜半岛。”

善用兵者，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