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花生米和月票
要说这个花生的吃法，现在可多了去了，什么琥珀花生、蜂蜜花生……可我们小时候没那么多花样，基本上就一种，盐炒花生。
天津管花生米叫“果仁”，炒熟（熟得红皮都脱落了露出白色的仁）的果仁，被小贩用旧报纸包起来，包成圆锥形，拳头那么大，一毛钱一包。我小时候上学的路上，在公交站旁边，就有人卖。
可我小时候就连一毛钱的零花钱都没有，所以下面要说的，就是为了果仁，差点进少管所的事。
你是不是以为我偷钱来买果仁，或者干脆去偷果仁？不是，都不是。你听我往下说吧。
当时我住在姥爷姥姥家，父母在部队，很少过来。那年春天我妈来了，住了一星期，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我们路过公交站时，在春寒料峭的清晨六点的微光中，孤独地立着一个小贩，推着自行车，穿着军大衣，在卖果仁，妈妈掏一毛钱给我买了一包。
我有多珍惜这一包，每一粒果仁，我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搓成两半，一半放嘴里以后再用牙把它分成两半。
后来这个技术升级了，第一步就用嘴完成了，因为整粒果仁被上下牙一磕就可以分成两半，其中的一半，舌头把它一咕噜，送到上下牙之间，轻松地再次一分为二，分到这份上还没完，四分之一还能分出八分之一，吃起来才够本儿，一包果仁嚼一天，而且把它焦香的味儿榨出来榨个够。
现在有五花八门的零嘴了，那时基本上只有五香果仁、瓜子，还有蜂窝煤炉子烤出来的蚕豆，然而，什么兰花豆、崩豆……我小时候都少见。可能解放前一直有，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反而少。五香大果仁进入我的生活以后，就特别稀罕，妈妈走以后，我馋得不行还想吃。
可我没钱。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没有给零花钱的习惯，把孩子喂饱了就是胜利。但家里每个月会给我公交的费用，由姥爷发给我。从家到学校，我要坐十几站的车，每个月买月票要花两块钱，我就打起了这钱的主意。
两块钱可以买二十包果仁，一个月差不多天天能吃到。刚才不是说一包果仁可以嚼一天吗，那就可以做到基本上一直不停地嚼着果仁了，生活多么美。
但是上学怎么办呢？公交车还要坐啊，总不能走十几站到学校啊，我决定涂改月票。
当时的月票，每个月公交总站都会在票面上贴标签，标签上写着月份数字，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月份，而且是几米外都能看清的大字（车厢挤啊，售票员隔着很多颗脑袋都能看出你买没买当月的票）。
这个月的数字是红的，我就用水彩颜料调出那样的红色，画出来，恍惚记得还画了灰色的编号（当然借了同学的月票来临摹，而且临摹之前的那个早晨是跑着上学的）。
检票并不严格，售票员远远瞟一眼小朋友，看他脖子上挂一个牌子，是学生月票的模样，牌子上的签子，有这个月的大红字，就得了。我就这样蒙混了大半个月，可到月底，露馅了。
那天我上车比平时晚了十分钟，车里就特别挤，售票员被挤得胸贴胸地看了我的票，于是以微距（像文物鉴定师检查古画似的）欣赏到了我的杰作。
“哟，介嘛玩意儿，是月票吗？还真像，哪儿来的，怎么跟我们的月票一模一样？可这色不匀啊，不凑近还真看不出来。你戴多少天了，你是在逃票吧？”
（我不说话）
“说呀，戴多少天了？”
（我不说话）
“不说话是吧，行，一会儿有你说话的地儿。别哭，没四儿，一会儿把四儿嗦清楚就好了。放心，不告你们老师。”
到了总站，她把哄小孩的笑容一收，一把拽住我，就像抓住一个小偷，一边往屋里拖一边喊：“来来来帮个忙，逮了一个坏小子，伪造月票，快来搭把手啊别让他跑了！”
我看到四面八方朝我扑来的成年人们，认识到形势已无法挽回时，停止了挣扎，免得挨揍。
然后，在一个烧着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的开水壶滋滋冒着热气的屋子里，很多男男女女审我。我交代，那红字是用水彩画的，他们就炸了窝：
“真是孙猴的尾巴，能耐梗啊，画得还挺像，飞机上挂暖壶，水瓶（水平）真高。你这么小就会干介个，长大了还能干点儿嘛？不得画钞票？真是一个犯罪的好苗子啊。干饭拌茄泥，嘛话也别提了，咱报警吧。”
我哭了，求他们，让我家大人带钱来赔。他们说赔？你逃了几个月的票？我说就逃了一个月的。他们说不可能，看你像老手了。但还是有个阿姨说了句公道话：“看他票面，上个月的签子是真的，就这个月是假的，他逃票就逃了一个月，最起码今年只逃了一个月。”
但逃一个月也不行！有个五大三粗的司机说：“关键这行为太恶劣，介是嘛？贪污公共财产，尼玛盗窃！也备不住能算诈骗。而且关键是，这么个小屁孩儿就弄介个，长大了不得造假钱？甭废话了，给他送派出所去，不是，送那嘛，SaoSaoSaoSao，Sao管所！”
他连谁有权利把一个小孩送少管所都还没搞清楚呢。这时候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师傅来了，弯腰瞅我一会儿，说：
“介孩子长得挺耐人的，怎么干这种没起子的四儿呢？你哪儿来的？”
“我王串场的。”
“王串场几段啊？”
“九段。”
“九段，那不铁路的地界吗？你家干嘛的？”
“我爸开飞机的。”
“嘛玩意儿？住铁路宿舍，你爸开飞机？编瞎话不能编圆点？”
“不是不是，铁路宿舍是我姥爷家，我现在住姥爷家，没住我爸我妈家。”
“你姥爷又是干嘛的？”
“我姥爷是北站的，火车司机。”
“嘛玩意儿？一会儿开火车一会开飞机的，老实交代，你们家都有谁，都干嘛的？”
“我大舅是钢厂的，炼钢的。”
“那你刚才说你爸开飞机的，真话假话呀？”
“是真话，骗你没屁眼，我爸在空军，我妈也是，他们平时不回来，就我现在跟我姥爷一块儿过，我姥爷开火车，我爸是开飞机的。”
他们笑了：“你们家条件不错呀，至于为这点小钱贪污国家财产吗？”
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妈来买果仁的案情来源交代清楚了。他们说：“介样，你先打电话给你大舅，你不说你大舅是钢厂的吗，哪个钢厂，告诉我们，我们打电话给厂里，叫他过来。”我就把大舅单位告诉他们了。
到晚上，大舅心急火燎地赶来，一进屋就挨呲儿。他受教育的对话比较冗长，其实很多内容是没有必要的，这事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把事说清楚，罚款一交，就完事了。可这事发生在天津，必然废话多，说着说着，大家会忘了事情本身，而陶醉在语言的快乐中。
天津人就这样，事了不了再说，先得把话说透了，说过瘾，追求语言的丰富性、和谐性甚至音乐感，把表达的潜力挖掘够，所以任何严肃的拷问在天津都有可能发展成相声。
“同志您好，您是钢厂的车间主任对吧，坐下说。我是天津市公共交通公司河北区王串场总站的联防队长。今儿找你来，主要是沟通一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我这么说就是还在拿你当同志，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境界……”
“我知道我知道，我外甥捅娄子了。”
“你别说话，先听我说。刚才说哪儿了？哦你外甥捅娄子。你知道他干嘛了吗？电话里听说了？知道个大概齐了对吧？但是突出的问题在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逃票，不是，介不是简单的逃票，而是伪造了票证！
我们一年到头逮住多少逃票的，没有他介样的！人家那是真没有票，勾肩缩脖躲着售票员，跟厨房墙根的耗子赛的，可他倒好，挺胸抬头跟得了奖赛的，就把这票证亮在胸口，让我们看：＇哎，你看啊看啊，有本事挑出毛病来，说我哪儿画得不像，就说这活儿做得细不细吧，一般的二把刀有没有这把刷子吧。＇
好么，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掸子（胆子）！一般逃票的，逃一回捡着一回，他倒好，一开张就是一个月。”
“联防队长同志，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知道了是吧，我告诉你报警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们一打听他家庭成分，又是开火车的又是开飞机的，就纳闷了，这家庭条件不错啊，至于的吗，大肚子媳妇走钢丝，挺儿走险（铤而走险）？那肯定有嘛事，促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介话可能说得重了点啊，至少是一只脚踏入了犯罪的边缘。你说他平白无故的找介倒霉嘎嘛？别人也想逃票别人怎么就没介个胆？肯定是有嘛玩意诱惑他才介样，介介介，恁么说呢，小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无法无天）。到底是为嘛呢？经我们一询问，是大果仁儿。”
（我舅舅差点笑出来）
“笑嘛，你以为我找乐？是真事，他都老实交代了，他妈妈来的时候有大果仁吃，妈妈一走，没了，他只好想辙。
我说，你们平时就不给他点零嘴儿？崩豆嘛的，爆米花？就除了窝窝头就没别的了？养活了就算？哎你就养只小猫小狗也得时不时给它香香嘴啊，扔个鱼肠子虾脑袋嘛的，要不它自己出去逮只鸟扑个大蛾子。这孩子也是个大活物，就能让他饿着？他也不会逮鸟啊，看见好吃的都得拿钱来换，可不着急吗，可不得出妖蛾子吗（把月票在我大舅眼前晃一晃）。
你别说这手艺还真不错，好好练练给你们家画粮票，你们不用吃黑面窝窝头了天天富强粉白面馒头；画鸡蛋票，人家煎饼粿子一礼拜搁一回鸡蛋，你们家每天俩鸡蛋；要不直接画美钞，你们家买录音机省事了，不用出国不用去友谊商店，直接买双卡的四喇叭的。可介尼玛是犯罪啊，虽说数额小点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犯罪的漩涡！我们差点就报警了。
哎你们平时给他点零花钱饶他点零嘴儿怎么了？你们家一个炼钢的，一个开火车的，一个开飞机的，谁不是每个月往家拿百八十块的主儿？
是开飞机的吗，他爸？是真的吗？我们要真报警了怎么弄？一个飞行员的儿子好么眼儿的就进了少管所了？丢得起这人吗？
他爸爸是国旗护卫队那飞机……不是，那嘛，护送外宾那飞机的司机吗？西哈努克亲王来咱这her，咱的飞机排成大雁阵形跟在人家专机后面，他爸爸开的是这样的飞机吗？
他妈妈也是开飞机的？不是？是算账的？给飞行员开工资的时候算账？他妈妈不就你姐吗，她要知道你把她儿子饿得去犯法还不把你撕巴了，搁点香油搁点麻酱凉拌了给他爸去下酒？
我不知你喝酒不喝酒啊兄弟，说白了就打个比方说你要一天喝六两酒，你少喝二两，省下钱给你姐的孩子买包果银儿（仁），也算在危险的道路上挽救了他的银生（人生）啊！”
“是是是，我们教育不当。队长，您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真高，比我们钢厂的政委还高。是，我们管他嘴管太严了，没让他吃饱，介是我们的错。介样吧，我们认罚！就是他逃票欠了国家多少钱，我们赔！”
一个盘头大姨插进来尖声说：
“不是，光赔就完了啊？说不好听点哎，有人偷了东西，你让他把东西还了就完了？就他介四儿，我们不知道他以前干没干过啊，就按一个月来算，一个月两块钱。
但是我们不能收你两块钱就完事儿了，必须有惩罚，我们再罚他一个月的钱，对吧，四块钱，总共交四块钱，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不报警了。”
大舅说可以可以，就把四块钱交给他们了，就带我回去了，路上语重心长地、沉痛地说：
“平时缺嘛，你嗦（说）呀，别给我们捅这种篓子呀。你知道今儿你要进去了，你妈恁么想？我还有脸见她吗？是不是？你这是差点进派出所，你要再进了少管所呢？就为这点果仁？”
在上世纪，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们不仅缺零嘴，而且打根上说，饥饿的源头来自正餐。
即使是在天津这样的直辖市，主食也很少有大米白面，而是窝窝头（玉米面窝窝头或杂面窝窝头）。菜呢，夏天有茄子黄瓜火柿子（西红柿），但不知为什么好吃的火柿子很少，记忆里几乎每天都是茄子。用清水加酱油煮得又软又黑，只有咸味没有油水，现代人都知道茄子要吸够了油才好吃，可当时的油是凭票供应的，主要给肉留着，不能顿顿都用来满足茄子啊。可当时顿顿能吃到的就是茄子，就只好用酱油、盐来伺候它，可这也凭票买，虽然没有油那么金贵。到了冬天更寡淡了，基本就是大白菜加土豆。
肉，一个月能吃上一口就不错。海鲜呢，呵呵，老话说的“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你家哪怕就是开飞机开火车的，有钱也买不到那么多螃蟹，都得凭票。
几个螃蟹吃完了，孩子们还馋它，怎么办呢，天津人发明了一道菜，“赛螃蟹”，炒鸡蛋时加入姜丝、醋，炒出几分螃蟹味，用来哄孩子。
（这又是因为天津人吃螃蟹要蘸醋，醋里要有姜丝。这样，姜和醋，在天津娃娃的大脑皮层中就会唤起关于螃蟹的记忆，而鸡蛋好歹是一种蛋白质，它掺和进来，就真的可以冒充螃蟹了）。
要说早点，现在的天津娃娃们非常熟悉的是煎饼粿子，可在当时主要吃大饼粿子，因为大饼是用白面烙的，不像煎饼的绿豆面那么稀罕。
现在天津早点铺子前排队买煎饼的人，经常手里握着鸡蛋要加到煎饼里。那会儿谁有富余的鸡蛋给早点留着啊，鸡蛋都是凭票买的，得用来做“赛螃蟹”。
感谢袁隆平先生，让粮食产量提高了，饲料也增加了，鸡也多了，蛋也就不缺了。
同理可证的是嘎巴菜。这是天津特有的传统小吃，是用绿豆面做的，说白了就是煎饼切成小块用卤子拌着吃，所以缺煎饼的时候，它也缺。
我小时候吃个嘎巴菜像过节。要大人高兴（刚领了工资或者“二他爸爸”真的钓到了鱼）才领我们去大饭庄香香嘴，先得说：“二他妈妈，拿个大木盆来，可赶上这拨了！”然后冲孩子嚷：“赶紧穿上鞋，跟我上万顺成喝一碗嘎巴菜去！”然后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带着孩子从王串场到滨江道，蹬半个小时来到一家百年老店，只为了一碗绿豆面皮打卤的小吃。心气再足一些，就多蹬十五分钟，去二百多年的大福来吃这一碗。
呵呵，好了，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都当笑话说了。至于我刚才那个因为大果仁差点进少管所的故事，还有一个彩蛋——
我跟大舅从王串场公交总站脱险之后，得到了一点零花钱。每个星期能吃上一次果仁了。从路边穿军大衣的小贩手里买到的那种，旧报纸包着的、炒熟得红皮都掉下来的大果仁，至今都让我念念不忘。
2025•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