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赴江与中国文人的抑郁情节
多年前，看过海派文人朱大可先生写过一篇关于屈原的文章，说屈原之死死于谋杀，我过目不忘的原因是这个说法很好玩。它不只表明了一个写字的家伙具有侦探方面的才华，也漫漶着一个海派文人的思维乐趣。但老实说，朱先生这个说法不能当真，它缺乏科学精神，尤其是把屈原推衍成个同性恋的结论太过惊世骇俗，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好在我不把朱先生当学者，照旧喜欢看他的文章。
屈原之死，是文化史上的悬案，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明清时期考据派的说法太离奇了，不说也罢。光是主流的说法就有十几种之多。而在十几种中，广为流传并渐成公论的是下面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死于悲愤”，持这种说法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与班固，班固在《离骚赞序》写道：“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则借屈原之口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但这种说法太情绪化了，与其说是一个诗人的死亡真相，不如说是两个史官的现实之悲。懂点掌故的人都晓得，班固一生,曾有过两次进局子的经历;而司马迁因为替朋友李陵在朝堂上向皇帝说了句求情话，竟然被皇宫里的手术师割下了睾丸。悲愤是肯定的，但恐怕与屈原之死无关。
第二种说法是“死于殉国”，持这种说法的是宋代的朱熹与清代的王夫之，朱熹在《离骚经序》说：“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王夫之在《楚辞·九章通释》的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是儒家文人，跳不出忠君爱国的框子，这样的想法符合他们的立场。
印象中，郭沫若也一直秉持此见，并由此编了一出话剧。可怜的屈原被鼓捣成了个黄继光似的爱国英雄，而楚怀王的小老婆与张仪的三角恋却搞得轰轰烈烈。一个流氓才子的想象力把一段糊涂的历史弄得愈发暧昧不清。
屈原究竟是死于情杀？死于仇杀？死于他杀？还是死于自杀？要弄清这个案子，窃以为当从文化着手。大家想想，谈一个文化人不谈文化，那不是扯谈吗？
春秋一代，最流行的文化当属巫蛊，跟今天的娱乐文化差不多。从夏朝开国皇帝启，到商汤，都是萨满（当时的大巫师），莫不以巫术治国，而周朝的文王，甚至写了一本《易经》，直到今天还在神经兮兮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战国末期，作为文化正统的血脉，巫术在享受它最后的光荣。而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掌管天文、农事和历法）事实上就是国家的大巫师。这个巫师工作之余热爱写些让人半懂不懂的文章，那些文章被后代人叫着楚辞，其中的《山鬼》《招魂》可以看着是巫术文化的钻石和挽歌。说它是钻石，是它的造诣登峰造极；说它是挽歌，是此时已是战国末期，以秦为代表的强悍嗜血的法家文化浊浪高涨，这种弃绝仁义、功利世俗、泯灭信仰的文化来势汹涌，威逼到了整个南方巫蛊文化的房梁。完全是一副洪灾袭来前的样子。
作为南方最大的知识分子代表，屈原在洪灾到来时处境凄惶——他得罪了领导，遭到了流放。他将怎么办？他不想同流合污，也不能出国旅游，还不想去山间修茅屋，带上个美女看月亮。他做了个惊天动地的选择:跳了江.他这一跳不要紧,把一国的人都跳傻了。就像民国初年清华大学的观堂先生一样。
公元1927年6月2日，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人们对观堂先生之死一时传说蜂起，最后陈寅恪写了几句上好的挽辞作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这个说法高深莫测，让所有人陷入了沉默，他是一个文化人在说文化，而不是新闻记者报道死亡，所以我说是上好的挽辞。但有一个事实：他对王国维教授的身体状况避而不谈。
屈原的情况要明朗一些，他是个诗人，有用文章表达情绪的习惯，在他写下的文章中表明，在受到下放后，他的反应很是激烈，开始哭泣，不安，失眠，披头散发在江边乱走，弄得挺吓人。种种迹象表明：屈老夫子陷入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个抑郁症不简单，发展到最后能发展成一个叫做跳水的运动项目。这种运动项目在国外又被称作非正常死亡。
从此，这个抑郁症就得到了广泛蔓延，几千年来，它就像一件文物一样，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神秘而又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如果给因患抑郁症而死的中国知识分子写一份名单，我估计写出来差不多比裹脚布还长，我因为犯懒，不愿意在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理想都是一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形象都极易辨认，都是喊着忧国忧民的口号，挂着忧心忡忡的表情，忧到最后他们的表现也是一个样子，那就是：有饭不吃，有觉不睡，有恋爱不谈，有快乐不要，有生命不珍惜，有老婆孩子不管，一心只想那个跳水的运动项目，但求一死。
所幸庄子、陶渊明、林语堂、王小波们没有患上这种抑郁症，他们看清了这场文化把戏，洞悉了尘世的奥秘，知道享受生命的快乐，体会智慧的趣味，聆听自然的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