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第十一章 安用二
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第十一章 安用二
红林悟道《韩非子-说疑》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列出了六位“疾争强谏”的臣子,按理来说“疾争强谏”是臣子本分,是尽职守职的极致表现。但他们的行为却越线了,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强谏,而是“胜君”说服君主采纳自己的建议。
历史上曾有以死为谏的臣子,自己倒是落得一个好美声,君主却成为世人唾骂的对象。显然,死谏的臣子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职责,纵是冠以忠诚的名义,也不能强迫君主采纳自己的建议。谏言献策是臣子的职责,采不采纳是君主的权力,这就是规矩。臣子不能用自己的忠诚来代替朝堂规矩。韩非子在这里还是强调臣子要有依法治国的思想,凡事要按规则办事,不能意气用事。
“疾争强谏以胜其君”并不可取,行为上违反了朝堂规则,甚至是法规,破坏了君臣关系。社会关系的破坏是最大的不法行为,也是社会混乱的始作俑者。由国家律法确定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稳定发展与正常运行的基础,关系决定了位置,位置决定了社会职责与利益分配。君臣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顶层关系,君臣关系被打破其影响深远,涉及面大,此种行为不可不防。
从情感上来说,我们还是很佩服强谏者,甚至对死谏者抱有很大同情心与敬意。中国民间戏剧和文学一直对直谏者和死谏者有很高的评价,通过不同的艺术形象加以赞誉与流传。明朝时期的海瑞就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类似海瑞敢于直谏的官员还是很多。其实,做为君主也是希望官员直谏,这样才能更好地理政治国。但,面对这六位胜君强谏者,君主实在是不好对付,如果是昏君一杀了之,如果是明君着实不好应付,朝堂之上如何收场下台。中国人自古讲脸面,朝堂之上如此,普通场面亦是如此,让君主和领导既能听谏又能有脸面这是真正的世俗学问。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大学问。
韩非子说明这六人的行为实质后,接着说“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意思是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君臣之间就如师徒一般;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不按他们的意愿做事情,他们就会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也不畏惧。
这种强谏已经变味为威胁,本是职责分内的的事变成了要挟君主的非分之为。君主采纳了谏言,就高兴地如同师徒,君主不采纳就要以死威胁,甚至边带家人的性命要挟,这那是忠诚谏言,这简直就是无赖无法。这如同拿跳楼要挟父母给钱一样。
《韩非子-难》中说“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按韩非子的话说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爱护的臣子还怎么指望他爱惜君主,一个连家庭都不顾及的人还怎么指望他顾及国家。这样的人表面上看大公无私,刚正不阿,实质是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名节连个人性命与家庭都不要,无情无意,这超出了法家对人性的界定,也摆脱了法家依人情民性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这六个“疾争强谏以胜其君”的人与前面厌世避俗宁死不入世的十二个人本质是一类人,要么入世太深,无视朝堂规则,要么出世太远,无视社会疾苦。这都不是依法办事的行为,更不是世俗贤能的道德品性。不管是强谏胜君的六人,还是避世厌俗的十二人,他们的行为都无助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基于此,韩非子说“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意思是: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韩非子发出了第二个“当今之时,将安用之?”的感慨反问,是啊,解决不了国家与君主的实际问题,强谏与死谏又有什么用呢,反倒是让世人唾骂君主昏庸无道。
【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
事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按个人的意志而转移。不是说通过某人的强谏或死谏就能发生改变。强谏和死谏本身就是不法错误的行为,用错误的行为妄想来纠正错误的事情,这只能错上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