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农历的冬月多与阳历的年底相交叠。今年又是如此。今天是冬月廿四日，亦即阳历十二月三十日。冬月将尽之时，正值阳历的年头岁尾之交。
下午，随吾师李天纲教授观摩了多伦路上基督教鸿德堂献堂90周年的庆典活动，在赞美诗中浸润了许久。傍晚出来时，恰逢一场小雪。片片雪花纷纷扬扬而来下，鸿德堂里的圣歌伴随着人们的脚步向外飘扬，门口簇新的圣诞树依然洋溢着节日的喜乐。门外师生齐聚，一时其乐融融。
有半年没有见到老师了。上次见到，也是在鸿德堂门口。那次，他带着我们漫步上海滩，一路寻访各个见证了上海历史的教堂。
都说百年历史看上海。那么，在上海又看什么呢？这些沉默的建筑，也许可以提供部分的解答。它们记录了无言的历史。它们谱写了历史。它们就是历史。
就拿鸿德堂来说吧。该教堂是1928年为纪念作为其创始人之一的费启鸿传教士而建的，故名鸿德堂。那时他已然过世了。而鸿德堂的前身则成立于1882年，经历了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之后，才有了这样一座建筑。其间颇多辗转，在沪上几经迁徙，亦多赖传教士费启鸿之力。
费启鸿先生除了传教外，还担任了美华印书馆的馆长。该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印书馆，向全世界传播着基督教文明。自美华印书馆搬到了现四川北路多伦路一带后，地处偏僻、一片荒凉的虹口区开始繁荣了起来。不过十年，北四川路寸土寸金。一个美华印书馆，贡献给了上海一个繁荣的虹口区。此外，现在及当年都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其创始团队亦出自美华，曾追随费启鸿先生多年。如此说来，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受益于费启鸿先生之多，实是不可估量的。而这只是当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创的第二长老会中的一位传教士的贡献。还有第一长老会，第三长老会。
1870年，当费启鸿乘着船，穿越了一片苍茫的太平洋，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大约没有想到，他在传递福音的时候，把现代文明的种子，也带来了中国。献身于基督的他，在中国服务了58年，其中有三十余年在上海。他的历史，是基督教文明在上海传播的历史，也是现代文明在上海萌芽的历史，亦是中国步入现代化历程的历史。而这一切的最好见证，就是依然默默矗立着的鸿德堂。这是第一座带有浓郁中国风的教堂。其本身，就是中西文明逐渐交融的产物。
教堂里，牧师们断断续续地介绍着这座教堂的历史，边上的吾师亦趁着活动间隙不时悄声做些补充，从鸿德堂的历史里荡了开去。我就在心里慢慢地勾勒上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浩瀚而错综复杂的历史呀。我环视着周围的人群。都是虔诚的信徒。年轻者多沉静，年长者多赤诚。明明是中国人的面庞，他们的心里住的却是上帝，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神的庙宇。而这距年轻的费启鸿踏上驶往中国的轮船不过150年，距鸿德堂前身燃起星星之火不过136年。已然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我背着林姐送的漂亮的笔记本，陪着她跟玫瑰，沿着四川路慢慢走向地铁站。十余个师友渐渐走散了，只余了我们三个。我一边掸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跟她们说话。我在极力地推荐《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我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读伦理学，都应该读一读亚里士多德是怎样谈论伦理学的。
她们都上了地铁。只余了我一个人。我站在公交车上，望着窗外。一小块一小块的雪花依然在飘扬，只是落了下来就很快地化作了水，并没有积成白茫茫的真干净的一片。我盯着落在车窗上的雪花看。只两三秒，它就瘫软成了一滴水。车内的空调毕竟还是有点作用的。温暖不到我，却足以温暖了小小的雪花。庞大的人类有着庞大的需求，永难满足。
不是吗？看见雪花就欢欣雀跃，挨了冻就疾呼“魔法攻击”。我痴痴地望着窗外的雪。点点的雪花，像一个个欢欣雀跃的小精灵，点缀了上海的夜空，在璀璨的灯光下熠熠生辉。这是冬月的美，这是今天的“小确幸”。
我的目光，透过了漫天的雪花，落在了那些干枯的树木上。那些夏日里娑婆的树呀，那些秋日里缤纷的树呀。就在冬月的头上，我还见识了那些斑驳的美。刹那间，芳华便已落尽。都凋零了。不是片叶全无，就是蜷缩成了一卷卷干枯的叶。上海的街道，多是大同小异的，都是些差不多的树木。
车子刚拐进甜爱路，我就看见了那排熟悉的树影，跟复旦里的很像。我家离复旦不远，便常过去叨扰。刚入冬月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那里有一些约为红褐色的树木，颇为高大，极为秀美。渐渐地，这些树木愈发红了起来。原本暗淡的红色，渐渐润而丰满，甚至透出了光亮来。
及至上周，在太阳的辉映下，在徐徐的天风中，她们着了盛装，自那雍容华贵的礼服上，洒落了最美的羽毛。那树的叶子，真的很像羽毛。她有一根长长的茎，附着许多针状的叶，看着就像一片红色的羽毛。那天，这红色的羽毛就那样纷纷扬扬地飘洒了下来。没有阿甘正传开头的那根羽毛飘得那么久，但更多，也更好看。落羽缤纷，铺在了寂静的路上，座椅上，石头上，还有我仰起的脸上、发上，甚至口袋里都摸出了一根叶柄。我立在她们之下，张开双臂，想要承接这份岁月的礼物。和煦的风，掠过我不多的裸露的肌肤，吹拂着我。我听见她们的簌簌低语，悄然传至远方。如斯静美，沛然于心。我踏下的每一步，都是飘飘然的。这最美的羽毛铺就的最华丽的地毯，每一步都是柔软的，令人不忍离去。
不几日，我又欣然前往，便诧异于变化之剧。雍容华贵的礼服，早已繁华落尽，成了不能蔽体的薄薄的一层轻纱了。仿佛一团暗淡的雾色，笼罩了那挺拔俊秀的树影。仿佛一个粗心的画家，用最不起眼的颜色，匆忙地胡乱抹了一笔。她们歉然退下了，退到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退到了一众矮小的树木之后。彷佛这里从不是她们的舞台。
如果不是见识过那落羽缤纷的华美，如果不是见识过那润而丰满的暗红，我路过她们的时候，可能就会头也不抬地过去了。可是现在，当她们的容颜老去了，当她们的辉煌过去了，作为曾经的见证者，我路过她们的时候，就不能不瞩之以目了。于是，我方才发现，原本以为只有复旦校园里才有的独特美景，其实在上海是极为寻常的。可能就在某个小区外的花坛里，可能就在甜爱路上，她们那抹暗淡的红，歉然地隐没在了众多的树木中。
就如鸿德堂，隐没在了多伦路上众多的建筑中。旧上海时期，虹口的这片区域亦颇繁华。北四川路直通外滩，商业一条街的传统延续至今。而其肇始，则自美华印书馆，其见证，则为鸿德堂。
而鸿德堂，在五十年代收归国有后，直到2004年，才在诸多牧师与信众的共同努力下，赎回了底楼，作为整体重新回归了教堂的本来用途。这段鸿德堂的小历史，又与宏大的叙事相契合了。
这本就非巧合。在历史的洪流里，我们都被裹挟其中，在里面沉沉浮浮，用自己的生命折射历史的光辉。譬如我自己，随着父母迁徙，从西北的农村来到了江南的都市，这背后难道没有人口向南流动，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无形之手？譬如我得以受教于李天纲老师，这难道不是缘于象牙塔里的学者们在努力走出象牙塔，向社会传递知识，向大众进行启蒙？又如我们的介绍人季风书园，其极盛体现的是社会大众高涨地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其败落则又显示了我们的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
佛法常言“不一不二”。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
我坐在客厅里，拆开了林姐送我的笔记本。这其实是一本2019年的记事本。我翻看封底，发现赫然印着“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林姐是我极敬重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这颇信佛的人，便拿着一本笔记本读着来自圣经的句子。而这，是两名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事情。150年前痛哭于无人信教的传教士，又怎么能想到，今天的宗教，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传播？
我们这些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总在抱怨历史的曲折，埋怨其不能一马平川地一口气儿成为我们期待的样子。却很少想一想，唯有耐心的守望，才能赢得踏实的成长。历史是有方向的。比如，几千年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河水，总在向着更低处流淌，因为那是河水的宿命。历史，总在向着更高处发展，因为那是历史的使命。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我自己，我的使命就是让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向内更和谐，向外更善良。这条道路当然不会平坦，但成就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会结缘季风，又因为季风受教于李天纲老师，然后跟着他。也是因为季风，结缘了许多小伙伴。我们一起读书。于是，我读了《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本在2018年度对我影响颇大的书。我开始学习伦理学，关注心理学。这背后，难道没有西方古典学兴起的热潮？太复杂的问题，我不想思考了。
我摩挲着2019年的记事本，思索着明年要立的flag。先把我自己的使命给换了吧。我刚看了一点个体心理学的书。书上说，不要过于关注自己，要去关注别人。所以，我的使命不再是让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一个对别人更有意义、能更好地服务他人的人，就是一个更好的人。那为什么不把使命直接聚焦于他人，定位于“成为能更好地服务他人的人”呢？
虽然这个说法看起来很虚伪，是我以前断难说出口的。我是诚实的人。之前，我一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因为公众的利益存在于个体的利益之中，只有每一个个体都捍卫好自己的利益，我们作为整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但现在，我发现无论从心理的意义上，还是从经济的意义上，抑或是宗教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存在于他者的利益之中。那么，就去努力地增加他者的福祉吧。
我不知道现在的开悟是不是太晚。我只知道冬月将尽了，2019年就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