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从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堕落成一个流浪者的

读帖

1

今天，微信朋友圈中有一个贴子刷屏了：

本来我是想转发一些原文的图片和文字的，但鉴于原文已经习惯性的不存在了，而我这人又一惯奉公守法，胆小怕事，就不发了。已经看了的就看了，没看就算了。

同时声明：鉴于微信信息中谣言和虚假信息充斥，本人对贴中信息的真实性不发表评论，一切以当地官方权威发布信息为准。

只是，这个贴子勾起了我的伤心回忆。

2

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是一个教师，在老家一个大型国企（当年红火时有员工七八千人，在中国工业五百强中排400多位）当一名体育教师。

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爱好足球和跑步，跑步成绩还不错，踢足球代表厂足球队参加过几届市运会和杯赛，最好成绩是第四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带一帮厂队的二线年轻队员和市里的冠军踢一场友谊赛，险胜。回来那些资历老的队员们都不信，因为对方有很多省队下来的，他们从没赢过，我居然带着一帮年轻替补们把他们赢了，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团结、敢拼。

学校招我去本来是要教语文的，而我不想当语文老师（实习时改作文就头痛，厚厚一大摞，几乎千篇一律），正好有个年长的女体育老师退居二线了，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了体育老师。

当体育老师备课的压力当然小得多，也不用批改作业，除了上课最重要的就是带田径队训练。这个正好是我的兴趣，于是将田径队的教练工作接了过来。我们企业虽然规模不小，但我们那个城市是个著名的工业城市，大型厂矿比比皆是，我们也并不算特别牛的，加上原来的体育老师可能也不大认真，所以田径队的成绩很菜，仅在区运动会中获得过一次团体第五。

我去的第一年，带的田径队在区运会进入团体第四，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之后，我在那当了十年体育老师，每年都进入团体前六，多次获得团体冠军，并且在全市运动会上获得了多个冠军，多名学生被选送到市体校，成为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还被评为省级田径传统学校。我也被评为省级体育教研员，全区六十多所学校的数百名体育教师，被评为省级体育教研员的只有四个，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参加全区教研课比赛，我在综合课中获得第一名，是全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全区教研课第一名的教师。

除了工作，还代表学校在厂运动会上获得多项冠军，打破式项纪录，并且是厂报的优秀通讯员，厂团委优秀团支书，厂辩论赛的最佳辩手，知识抢答赛的团体冠军．．．．．．可说为学校获得荣誉无数。

厂里每年评先进，我作为综合组的教研组长（组员基本都比我年长），从不会和组员去争。有一年，在评先进之前，校长知道我不会在组里要这个名额，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说要把我列为先进，不占组里的名额。说我不是先进，这先进就没有了意义。

学校最年轻的教研组长，代理教导主任，即将入党。学校要提拔一名副校长，我是热门人选，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我却自甘堕落，成了一名流浪者。

3

我们那个企业，也曾一度非常红火，厂门前提货的货车排成长龙，拿货要找关系批条子，不少人靠倒卖条子就能发财。还曾搞过产品拍卖，谁出价高产品卖给谁。那阵子，厂门前各种提篮子的人东走西串，每一步都留下钞票的痕迹。

当然，厂里再红火，我们也没得什么利，拿着份死工资，顶多食用油啊水果啊多发一点。我课后带田径队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带一堂课补助一块钱，哪怕是暑假。暑假我为了带田径队要住校，一块钱伙食费都不够。但为了成绩，需要提前一个月开始集训，我倒贴不少伙食费进去。

但企业红火了没多久，因为越来越多新的生产线投产，我们厂设备老化、人员臃肿、管理混乱的毛病显露出来，产品开始滞销，而且成本高企使得越生产，越亏损，企业效益急转直下。先是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后来开始发基本的生活费，一个月220元人民币。

220元啊，1997年，虽然那时物价不高，但这点钱吃饭都困难。我那时刚结婚，妻子是同厂的，她是总厂的会计。为了生计，我们不得不另寻出路，她到了深圳打工，而我，则成了一名摩的司机。本来，我买这辆摩托车是为了周末和她一起回爸妈家方便，现在却成了我解决生计的工具。

每天下了班，回家草草扒几口中午的剩饭，就骑着摩托车到火车站一带载客。好在那时还没有城管管这些，也没有同行欺行霸市。一起干这行的，多数是农村出来的，也有城里的下岗职工，还有个别和我一样业余时间出来做零工的。

从晚上六点多开始，拉到十二点左右收工，一般能收入40元钱左右，去掉十来块钱油钱，净收入了就三十来块钱。不算多，但至少解决了我的生计问题，偶尔还能和朋友去喝点夜啤酒，那时这已经是我们最奢侈的消费了。

记得最远的一次，拉着一个小伙子到隔壁城市，来回120公里，车钱才40元。别人都不愿意去，路远钱少，而且还有危险。我想反正是周末，拉一个人不用再拉了，再说那个城市我也没去过，正好去看看，就去了，等回到家时已经是三点多。

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多了，有点疲劳，经过一条路时光线也有点暗，我一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边三轮。听到响声，几个壮小伙子下来，气势汹汹地把我带到二楼一家KTV的包房里。房间里或站或坐着十几个膀阔腰圆、眼神凌厉的小伙子，中间是一个小平头、微胖的中年男人。边上一个男人厉喝着问我：知道犯了什么事吗？你撞了本市最大的黑社会大哥的车。现在想着，当年那些大哥比今天的阵势可差远了，才一辆边三轮。不要不信，当年我们那全国工业五百强的厂长，也不过是一辆普桑。

说实话，当时我吓得差点就跪下来求饶了。所以我说过我这人做不了革命党，被抓了肯定会叛变。那大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是学校老师，厂里效益不好，出来赚点生活费。大哥不信，说老师哪会出来干这个？我说真是的，我是XX厂的。我们厂当时效益不好大家都知道。他让我把头盔放那，回去拿教师工作证给他看，如果真是的，就不追究我。我骑着车回到家，把工作证拿回去给他看，他看我真是教师，没为难我，让我走了。

想想，黑社会还能尊重我这个教师，难得啊。

4

插一段旧闻。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是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所大学从长沙到昆明，可不像今天可以坐飞机、高铁，连汽车都没有，是用骡马驮着走路，一直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要经过湘西、贵州等高山地区，这些地方各种土匪猖獗，打家劫舍、绑架杀人是家常便饭。国民党当时也没有精力派部队去保护三所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只是给沿途的土匪打了个招呼，要他们善待这些教师学生。一路上，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没有受到任何骚扰，全部安全的到达了昆明。

在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虐待教师者，土匪都不如啊。

蒋介石退居台湾时，特意带走了山东曲阜衍圣公 孔德成、 江西龙虎山道家 张恩溥张天师。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核心，蒋介石可能觉得将这二人带到台湾，就带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所以我们现在总觉得大陆的传统文化，不如台湾那么温文尔雅，宽厚醇正？

1929年11月，安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身在南京的蒋介石获悉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求教育部迅速下文，令安徽大学（民国时期，安徽省省会在安庆，因此安徽大学也在安庆）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刘文典立刻赶到南京，向其亲自解释此事。抵达南京后，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地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见到刘文典后，立刻问到：“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49年之前，关于中国人如何称呼是有讲究的。名字是长辈可以喊的，平辈为表尊重只能称呼字，直呼其名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刘文典这么一说，使得本来就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更加火冒三丈。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迅速反驳蒋介石，并义正辞严地说：“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还称蒋介石为“新军阀”。听惯了下属阿谀之言，看惯唯唯诺诺下属的蒋介石在盛怒之下直接动手打了刘文典两个嘴巴。

本以为会被怔住的刘文典竟不甘示弱，马上还以颜色。他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下腹部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事后下令，将刘文典仅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关了七天结束了事。

特别说明一下，六安也在安微，和刘文典当年任教的安徽大学所在的安庆不远。

5

1998年的春节，在深圳打工的妻子大年29才回到家。大年30早上，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下雪天的年特别有年的味道，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年的时候下过雪了。但我无暇赏雪景，也无暇与半年没有一起的妻子好好说几句话，想着有很多人要回来过年，这样的天坐车的很多，顶着大雪骑车到城乡结合部去拉客。

客人确实很多，一个接着一个，但路也确实很难。城乡结合部，多数人都是在城里工作，或者进城买东西，到了结合部下了公交车后，没有车才坐摩的。记得有一个客人住在一条泥路里面，摩托车在雪与泥里行进十分困难，车翻了二次，而车资不过是五块钱。

直到下午四点多，两旁山村里已经不断的响起了年夜饭的鞭炮声，天空也在雪与炊烟的互相映衬中开始蒙胧，我才拖着一身的泥水回到家中。那一天，我赚了八十多元钱，心里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后来，妻子每每讲起这一幕，还心疼唏嘘不已，感叹我那时生活的不易。

1998年7月3日，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追随妻子的步伐来了深圳。走之前，我没有去参加本应参加的那场庄严宣誓。我和同事说，都准备去流浪了，还加入组织干嘛呢？同事说我这人一无所长，能找到工作嘛？我说只要能填饱肚子，我就不回来了。

到深圳后，在火车站边上的一个公司应聘成了一名业务员。在前三个月里，我只国庆节休息了半天，其它时候天天都在外面跑，经常跑到半夜才回来。第一个月，我拿了2500多元工资，第二月开始是6000多，比我在家一年还多。

我的主任（她丈夫是厂里的副厂长，她对我很好）打电话叫我回去上班，说提副校长的事快要定下来了，我很有希望。我毅然拒绝了，我本想好好做个教师，也不在乎物质，但当我勤勤恳恳的做了十年教师，做了一个还算优秀的教师后，居然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是一种无法直面的耻辱，我不愿意再在这样的耻辱中生活下去。

从此，我告别教师的铁饭碗成了一个职场流浪者。二十年来，我做过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生活着。我的很多同学，还在教育第一线工作。他们都很优秀、敬业，不少是省级、国家级优秀教师，我敬佩他们，虽然他们也经常感叹教师待遇的不公，但他们从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学生。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用为父，只需要，教师能享受到法律、政策应该享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