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通鉴‖缇萦救父与汉文帝宽刑（前167）

汉纪0308

原文：

十三年（甲戌、前167）

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初，秦时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

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解读：

十三年（公元前167年）

春季二月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耕，为祭祀提供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为祭祀供应礼服。应当据此制定相应的礼仪。”

当初，秦朝设有“秘祝”一职，一旦发生灾异，祝官便将罪过转移给臣下。夏季，皇帝特下诏声明：“听说上天之道，灾祸源于怨恨，福泽来自德行。百官所有过失，归根结底都应由我承担。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都推给臣下，恰恰显露出我的失德，这是我极为不取的。立即废止秘祝一职。”

齐国太仓令淳于意被判有罪，应受肉刑，诏令押送至长安下狱。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申诉：“我父亲担任官吏，齐地百姓都称道他廉洁公平，如今却因触法而将受肉刑。令我哀伤的是，人死不可再生，受刑的肢体不能再续，即便想改过自新，也再无途径了。我情愿被收为官婢，来抵赎父亲应受的刑罚，使他得以重获新生。”

文帝被她的诚意打动，于五月下诏说：“《诗经》中有言：‘开明宽厚的君主，百姓亲敬如父母。’现在有人犯罪，未及教育，刑罚便已施加；有人想改过从善，却无路可走，我十分怜悯。至于肉刑，竟达到切断肢体、刻损肌肤的程度，令人终身残缺不堪，这是何等惨痛而不道德的做法！岂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应当立即废除肉刑，另以其他处置替代；同时规定罪人按罪行轻重，只要不逃亡，服刑满一定年限便可获释。请据此制定法令。”

丞相张苍与御史大夫冯敬遂奉旨拟定新律，奏请如下：“原来判处髡刑（剃去男子头发之刑罚）的，改为罚作城旦（徒刑之一，多从事筑城劳役，四年刑）、舂（徒刑之一，施用对象为女性，从事春米劳役，四年刑）；原来判处黥（肉刑之一，以墨黥面）髡刑的，改为钳（以铁圈束颈的刑罚）并服城旦、舂役；原来判处劓刑（肉刑之一，割鼻）的，改为笞（以鞭、木杖或竹板等打）三百；应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应斩右脚的以及杀人自首者，官吏受贿枉法、监守自盗者，或已判罪后再犯应遭受笞罪者，一律改为弃市（在闹市处决，陈户示众）。已判决服城旦、舂刑的罪人，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即可赦免为平民百姓。”

文帝批准：“准奏。”

这一时期，皇帝身体力行清静无为的理念，将相又多是前朝功臣，为人质朴、不尚文饰。他们吸取秦朝因暴政灭亡的教训，议事力求宽仁，以指摘他人过失为耻。这样的风气逐渐推行全国，使得原先动辄告发攻讦的习俗得以转变。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生计，积蓄连年增加，人口日益繁衍。社会风气转向淳厚，法网也渐趋宽疏；对存疑的罪责从宽发落，因此刑罚大幅减少，一年之中全国审结案件仅四百起，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境界。

至六月，皇帝再下诏书强调：“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一切政务无重于它。如今农人勤勉劳作，却仍须承担租税，这与对待非农业者没有区别，说明现行政策并未充分体现重农之本意。现特免除所有农田租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