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再年轻，纵然我们都已年华老去。
引子
著名华裔芭蕾舞舞蹈家傅予心女士于旧金山空难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几天后，蔡娅受母亲所托，前往表姑姑傅予心的公寓整理遗物。
傅予心曾是一名出色的舞者，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告别舞台，回国定居。蔡娅一直不明所以，直到她在房间里找到了那本日记本。
一
我叫傅予心，出生于1959年秋天的上海。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培养下，我成绩优异，自幼学习古典舞，八岁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杯。十三岁那年，母亲的意外离世像是一场骤然而至的海啸，把我和父亲的世界变得一片狼藉。没过多久，父亲辞去工作，带着我远赴美国。
当时中国正值移民热，无数国人漂洋过海，在异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父亲的姑妈一家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定居于旧金山唐人街，做着药材生意。
我和父亲抵达旧金山时是深秋的凌晨，真正安顿下来已是初冬。
日子缓缓流逝，唐人街像是一个华人的小世界，邻里亦大多是华人，让人不至于太过不适。
父亲开始在一家半导体公司上班，我也顺利找到了学校，成了蔡家明的学妹。
蔡家明是姑奶奶的孙子，为人单纯热忱，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表妹亦很友好。
我以为背井离乡的忧愁和对母亲的思念已渐渐淡去，谁知它正摩拳擦掌，伺机在我毫无防范时狠狠地咬上一口。
临近春节，旧金山港一片节日的氛围。
除夕那天，蔡家明和同学约好去看舞狮表演。我并不太想去，但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去，他期盼我能融入新的生活。
我和蔡家明坐上了前往联合广场的铛铛车，一路上好几次我都想掉头回去。
后来我想，倘若当时真的跳下车，未来的一切也许都将改变。可命运的轨道早已铺陈，就像这辆有轨电车，一路向前，无法倒退。
到达目的地时，舞狮表演快要开始了。
蔡家明赶着去跟同学会合，一晃眼，我便找不到他的身影。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叫声淹没在喧嚣的锣鼓鞭炮声中，无人回应。
在异国的第一个春节，我站在偌大的广场中，迷惘与恐惧让我喘不过气。就在那一刻，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那个人站在我一米开外，确认般地重复：“傅予心？”
得到我的回应，他回头喊：“家明！”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蔡家明的同学，在帮着他找我。
蔡家明告诉他我的特征：十三四岁，短发，很瘦很瘦，像个小学生。
他俯身打量我：“是挺像小学生的。”
我一时无言。
的确，他比蔡家明还要高出半个头，我仰起头亦只能到他胸口。
他胸口的校牌上写着名字：Deon Shih，施南笛。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施南笛。
我从未告诉过他，那日他叫我名字时的声音犹如天籁，让我憋得通红的眼眶没有落下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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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许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天的施南笛穿着海蓝色的衬衫，在加州冬日的阳光里，似笑非笑地望着我。后来我才明白为何我对他的记忆会如此深刻，因为他鲜活恣意，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人。
春节过后，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学生，和另一名来自天津的女生被分到同一个寝室。
女生叫高敏，是校排球队的。
刚来那几日，我们几乎不怎么说话。母亲离世，漂洋过海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
我亦曾遇到过施南笛几次，他和我打招呼，我只是低着头同他擦肩而过。
我和高敏的关系是在一次生理课之后破冰的。
在美国这是一堂必修课，黑板上挂着人体构造图，金发碧眼的女老师细致地讲解着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整堂课，欧美的男生女生都无比投入，而我们几个亚裔学生却显得尴尬又拘谨。
也许是我们的样子看上去很好欺负，下课后，几个美国男生将我们堵在了路上。为首的扎着脏辫的男生不知对高敏说了句什么，高敏的脸涨得通红，一群人阴阳怪气地大笑起来。
那一刻我其实可以走掉的，但我没有。
我将高敏挡在身后，高敏感激地看着我，她不知道我其实也怕得要命，更不知该如何应付。
施南笛就是在那个时候经过的，他刚下课，远远地瞥见我们，并未停留。就在我几乎绝望之际，他却又折返回来，捡起地上的排球。
排球是从高敏的书包里掉落出来的，他扬起手，球在空中画了一道抛物线，重重地砸在那群人脚下。
高敏趁乱拉着我就跑，跑了几步，我回过头，看到那帮人已经把施南笛围住了。
即便是在欧美人中，他亦算得上身材高挑，但终究单枪匹马，寡不敌众。
我让高敏先走，又跑了回去。
当时只觉得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真到了跟前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急之下，我只得闭着眼吼了一声：“嘿！”
所以人都循声望过来，我双腿微蹲，扎了个马步，摆出武术的起手式。这些动作对于自幼练舞的我来说不难，但我也只会这些而已。
幸好效果不错，不知是谁喊了一句“Chinese Kungfu”，几人很快作鸟兽散去，只剩下我同施南笛站在原地。
施南笛看着我：“你练过？”
我摇头：“我看过《龙争虎斗》。”
当时《龙争虎斗》刚上映不久，李小龙成为许多美国人的偶像，他们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功夫。
刚才我模仿的便是李小龙的经典动作。
施南笛笑出声，片刻后才收起笑说：“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挺够义气的。”
幸好天已经黑了，他没看到我的脸红了。
回到寝室，高敏一开门就狠狠地抱住我，闷声说：“真怕你有事。”
那一刻，我的心被许久未有过的温暖占据。
后来我问高敏当时那个男生对她说了什么，高敏说他问她那个来了没有。我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那个”指的是生理课上老师说到的女性初潮。
我愤愤不平，可高敏说：“其实，我去年已经来了。你呢？”
我还没有。
但那个年代的女生初潮普遍来得晚，所以我并未放在心上，甚至暗自希望这位不速之客晚些造访，谁会期待流血和疼痛呢？
女生的友谊有时很简单，自从分享了最私密的事，我和高敏的关系变得好似多年的老友。
我们趴在窗台上喝汽水，高敏用一种隐秘的语气说：“那个美国妞瑞秋告诉我，来了那个就可以恋爱了。”
汽水的气泡在我胃里泛起一丝奇妙的感觉。风从窗口灌进来，旧金山的夜晚温柔又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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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在异乡，学校的华人圈子里时常有各种聚会。
由于我同蔡家明的关系，高敏和施南笛亦慢慢熟悉起来。每逢周末，我们一行四人便会一起消磨漫长的时光。
其中蔡家明和高敏是气氛组，我为听众，施南笛大多数时候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坐在一旁翻看。都是一些关于古欧洲雕塑的书，蔡家明说施南笛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雕塑家。他问高敏：“你呢？”
“我要做排球冠军！”高敏说：“傅予心你呢？”
我想起在遥远的上海，那间闷热的舞蹈室，说：“我想继续跳舞。”
虽然这么想，但其实我并未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几天后，施南笛找到我，给了我一张舞蹈工作室的名片，舞蹈室的创办人汉娜女士正好是他的邻居。
我注视着名片，不置可否。
施南笛说：“先别急着决定，带你去看看。”
周末，我们去了那间舞蹈工作室。在等待汉娜女士时，我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看到一个东欧女孩正踮着脚起舞。我看得入迷，一时忘了时间，直到汉娜女士走到我身边，问我想不想学芭蕾。
就这样，1974的初春，我成了汉娜女士的学生，每个周末都会去舞蹈室练舞。
第一堂课结束以后，我在楼下遇到了施南笛，他刚好要去唐人街的书店。
我们并肩走在种满梧桐树的路上，起先两边都是精致的小屋，施南笛的家便在其中。天快黑时，我们到达唐人街，路边操着广东话的老人正在搓麻将，那是属于我的地方。
之后好像成了一种默契，每逢周末，施南笛都会在舞蹈室楼下等我，送我回家再独自返回。有时路上我们一句话不说，也不觉得尴尬。
终于有一天，被蔡家明撞见，他狐疑地看着我们：“你们刚好遇到？”
施南笛只是笑。
“噢噢噢！”蔡家明如同发现了新大陆。
隔天，我对施南笛说：“你以后不用送我了，我一个人没事的。”
“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是我觉得一个人更自在。”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笑，笑容很淡：“好。”
施南笛信守承诺，真的没再出现。要不是之后的台风天，我们之间大概便会这样成为两道平行线。
那是一个阴天，午后，天空中开始聚集大堆的云团。到我下课时，室外已是漆黑一片。我正愁怎么回去，却意外地在楼下看到了施南笛。
他推着自行车，不知已经等了多久，看到我说：“上来，送你回家。”
我犹豫着，他说：“再不走，我们就都走不了了。”
我这才跳上车说：“谢谢。”
他骑得飞快，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良久才说：“不用，以后我不能来送你了，你自己小心。”
我以为他还在介意我之前说过的话，刚想开口，就听到他说：“我要去芝加哥了。”
风越来越大，马路上的树叶如旋风在半空飞舞，我一颗心也被吹得七零八落的。
那一年，施南笛高中毕业，去芝加哥读大学。
临走前，我们四个人颇有仪式感地去了金门大桥，当做欢送。
红色的金门大桥被清晨乳白色的雾气包裹，我们站在桥上，蔡家明给了施南笛一个拥抱，高敏一向大大咧咧，刚想效仿，便被蔡家明拖到一旁。
施南笛望向我，我故作洒脱地说：“一路顺风！”
话音刚落，头顶落下一片阴影，他抱住了我。我一时僵住，但这个拥抱自然得就像朋友间的日常问候，最后，我还是轻轻地回抱了他。
回到家，我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是施南笛学校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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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南笛走后，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学、练舞，周而复始。
那段时间旧金山的治安不太好，“十二宫杀手”的出现让人心惊胆战。幸好蔡家明自告奋勇来当我的骑士，每天接送我上下课。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和我一起练舞的东欧女孩有一次因为痛经被送去了医院。那是距离那堂生理课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初潮还未来。
那年的我，已经十六岁。
周末回到家，我本想找父亲谈谈，却发现父亲的房间里有一位陌生女性.他们举止亲密，我的话卡在喉咙里，再也没有跟谁提起过。
也是同一天，蔡家明告诉我，其实他每天接送我，是受人所托。
“行啊傅予心，我还从没见南笛哥对什么事这么上心过。”蔡家明说。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给施南笛写信。几天后，我收到了来自芝加哥的回信。施南笛在信中问我：傅予心，你有没有长高一点？
我长高了。
除了初潮没有如约而至，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我的身体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每天练舞时，我都会看到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脖颈修长，胸部丰盈，连五官亦慢慢舒展开来，就像含苞待放的花。
我和施南笛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书信往来。
他跟我说他对金融贸易一点也不感兴趣，依旧执着地爱着雕塑。
他说他是坐“微风号”去的芝加哥，一路上能看到山川、河流、沙漠，像是跨越了四季。每当看到那些景色，他都会想，如果傅予心也能看到就好了。
他说，傅予心，我很想你。
读那封信时，我站在舞蹈室的玻璃窗边，脚下人流如织，每一个都不是他。
我趴在地上给他回信：我也是。
春去秋来，四季温和地轮回，转眼便是我在的第五年。
汉娜替我报名参加了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施南笛，很快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赛前集中训练。
一个月后，比赛如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举行。决赛那日，我跳的曲目是《小美人鱼》，一路披荆斩棘，杀进决赛，最终拿到了金奖。
我站在舞台中央，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心里想的却是，可惜那个人没有看到。仿佛心有灵犀，回到家，我接到施南笛的电话：“去门口，我寄了礼物给你。”
我匆匆打开门，门口没有礼物，只有一个人。他的礼物便是他自己。
“祝贺你，傅予心。”他对我说。
“你……你不是在芝加哥，你不用上课吗？”我有些语无伦次。
“不去了。”
我瞪大眼睛。他笑起来：“我已经申请了转校，不用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念经济学是施南笛姑妈的意思。
施南笛七岁那年，父亲一声不吭地将他丢给了自己的胞妹，回了国。
施南笛由姑姑带大，一直很尊重姑姑。可雕塑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最后他还是说服了姑姑，转校到旧金山艺术大学，继续大三的课程。
与此同时，我和高敏的高中生涯也正式宣告结束。
高敏考进了蔡家明所在的南部小镇的一所体育学院，而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接受汉娜的推荐，去美国芭蕾舞剧院学习。
我们各自为着美好的未来努力前进着。
1979年，在旧金山的秋天来临之际，我参加了芭蕾舞剧Giselle的公演，登上了报纸头条，媒体称我为“来自东方的舞蹈精灵”。
公演结束后，我难得地拥有了为期半个月的假期。施南笛对我说：“我们去坐微风号吧。”
对于他信中提到过的“加州微风号”，我一直心驰神往。
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同父亲说，我将要跟一个男生展开一场三天三夜的旅程时，我的父亲向我们宣布——他要结婚了。
五
父亲开启了他崭新的人生，新婚妻子便是之前我见过的那位，我叫她刘姨。
蔡家明也在笨拙地追了高敏很久之后，终于得到了回应。
他们都无暇顾及我，我如约和施南笛登上了那趟由加州开往伊利诺伊州的火车。
我们预定了一间Roomtte，夜晚，那里的双人座可以变身上下铺。白天，我们待在Vista Dome，这节观景车厢的落地窗能看到最佳的风景。
火车缓缓启动，旧金山的标志性建筑泛美金字塔在地平面上渐渐消失。就像施南笛信里写的一样，车外的风景从平原到山脉……我最期待见到的是雪山。
就在旅途的第二天，施南笛对我喊：“傅予心，雪山！”
我抬头去找，却只看到一片暗绿色的山脉。回过头，施南笛正看着我。
他的眼神轻轻地扫过我的眼睛、鼻尖，一路往下……我下意识地别过头去，他的嘴唇堪堪从我耳边擦过。
我想逃，却又隐隐期待什么。可他最后只是把我额前的刘海捋到耳后，便没有了下文。
刚才的一切仿佛只是错觉，只余我的心跳声伴随着火车的轰鸣，一波又一波。
黄昏时分，火车缓缓穿过落基山脉，即将抵达丹佛时，我们终于看到了雪山。
绵延起伏的山脉白茫茫一片，夕阳落在冰川上，美得惊心动魄。
我贴在玻璃窗上的手被另一只手覆盖，施南笛站在我身后：“我以为你不会来。”
“我也以为我不会。”我说。
我曾犹豫过，却发现自尊和矜持同错过这个人比起来，微不足道。
我们的前座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老太太告诉我，乘坐这趟火车是他们夫妻的“遗愿清单”。我不知道等我老了，我的遗愿清单会是什么，我只知道，不想错过眼前的每一刻。
回到旧金山后，我把施南笛带回了家。
晚饭后，父亲把施南笛叫进房间，聊了很久。后来我问他聊了些什么，施南笛说：“伯父让我见了伯母。”
父亲让施南笛看了母亲的遗照。
自从父亲有了新的家庭，我们的关系就有些微妙。我以为父亲已经忘了母亲，那一刻才知道并没有。
原来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遗忘才是。
“我算不算为你们父女俩和好出了一点力，怎么谢我？”施南笛问我。
“这样，够不够？”我踮起脚，亲了他的脸。
他轻柔地扳着我的后脑勺，我看到他的喉结轻轻上下滚动，低声说：“还不够。”
加州的夜晚，可真是漫长啊。
六
1979年的冬天，我同施南笛恋爱了。
当时施南笛二十三岁，而我二十岁。
高敏说陷入爱情的人都是疯子，有时充满安全感，有时又患得患失。
我们时常煲电话粥，高敏说她爱蔡家明的那份单纯，而我喜欢施南笛什么呢？我们像所有的情侣一样，恨不能每时每刻在一起，分别不久便又开始想念。
他送我一个亲手雕刻的芭蕾舞人：“现在只有小的，将来做一个和你一样高的。”
“将来是什么时候？”我调侃道。
“嗯……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说。
我第一次去施南笛家，是因为他告诉我，家里只有女佣在。
施南笛的家在布希街的一栋四层楼高的红砖公寓里，从圆拱形的大门进去，宽敞的客厅里铺着厚重的地毯，踩上去听不到一点动静。
我刚坐下没一会儿，就听到女佣说：“太太回来了。”
我看向施南笛，他嘴角含笑，我忽然觉得他其实早有预谋。
为了照顾施南笛，他的姑姑一直未嫁，全身心投入事业，成了如今华人圈里有名的女企业家。在施南笛眼中，姑姑就是母亲，所以对于这次毫无准备的“见家长”，我很紧张。
可意外的是，这位在商界里叱咤风云的施姝娴女士并不难相处，全程气氛都很融洽。送我回家时，施南笛说施姝娴应该很喜欢我，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施姝娴曾经一直想生一个女儿，可惜因为一次手术摘除了子宫，再也未能如愿。
我有些感慨：“幸好还有你陪在她身边。”
“小时候我还说长大了要生很多很多小朋友来陪她。”
“看我干什么？”我故作镇定。
“因为我一个人没办法生。”他一本正经地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拔腿就走。
他追上来：“真没关系？”
“没有。”
他伸手戳我的腰，我边跑边忍不住笑，最后终于求饶。
母亲离开后，直至那时，我仿佛才真正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
那大概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种快乐无须言说，透过每个毛孔流淌出来，爬上我的眼角眉梢。
某个周末，蔡家明带高敏回家，姑奶奶做了一大桌子菜。吃完饭，高敏承包了洗碗的任务，我笑她是贤妻良母，她问我：“你跟施南笛做了那件事吗？”
高敏说“做那件事”时，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好像真正血肉交融了。
我听得脸红心跳。
回到家，我在镜子前看自己。长期练舞让我的身体凹凸有致，皮肤上有深浅不一的伤，是我努力的印记。有一天，我要郑重地把它交给最爱的那个人。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就在不久之后，我将因为这个身体而改变一生。
那几天，施南笛去费城看一场雕塑展，我接到施姝娴的电话，说想做一件旗袍，问我是否有空帮她做个参考。
那是一间老字号的旗袍定制店，施姝娴量尺寸时，我忽然感到腹部传来一阵绞痛，像是有一只手将我的五脏六腑都捣碎。我弯下腰，额头上冒出冷汗。
恍惚间，我听到施姝娴的惊叫声……
后来我被送往医院，因为疼痛并不典型，做了一连串肠胃、妇科的超声检查，最终被确诊为阑尾炎，推进了手术室。
这一切我都是事后才知晓的。
我醒来时在病房里，施姝娴坐在床边，眼神里有难以言喻的情绪：“我去叫医生。”
几分钟后，我见到了我的主治医生，他告诉我阑尾切除手术很顺利，但我的妇科检查结果有些问题。
他将检查报告递给我，我终于明白之前施姝娴的神情为何那样复杂——妇科超声报告显示，我身体里缺失了除卵巢外，所有的女性器官。
病房里很安静，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许多年后我回想起这一天，如同经历了一场黑色的光怪陆离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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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那一天，我的人生被劈成两半。
当天晚上，父亲赶到医院。从医生办公室回来，我闻到他身上的烟味。他以前从来不抽烟。
后来熄了灯，我在黑暗中对他说：“爸，我没事。”
“嗯，没事。”他喃喃。
我住院期间，施姝娴又来看过我一次，她安慰我：“或许你听南笛提起过，我因为手术摘除了子宫导致无法生育，所以你现在的感受，我能体会。”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沉默。
“我的丈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我。当然，南笛不会，他很爱你。但正因为如此，你们会更难。”
我望着她，从她进来的那一刻，我便猜到了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来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年少时的爱情如同明火烧山，光亮炽烈，可以战胜一切。但再烈的火也会熄灭，没有人可以笃定余下的岁月可以久处不厌。
那天我睡得很好，再度醒来时，施南笛坐在我的床边。
“展出好看吗？”我问他。
“好看。”他说，“你呢，还好吗？”
“挺好的，医生说三天后就能出院了。”
施南笛伸手想要触碰我腹部的伤口，我轻轻闪避：“我有话跟你说。”
“不急，出院再说。”
“不，就现在。”
我将超声报告递给他，他接过去，房间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良久，他抬起头，淡淡地说：“等你恢复了，我们换一家医院，再做一次全面检查。”
我盯着他：“就这样？”
“生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他说。
三天后，我出院了。
一个月后，腹部的疤痕已经结痂，医生说我很快便可以继续跳舞了。
一切好像和从前并没有任何变化。
在家休息的这段时间，我翻阅了许多中医书籍，第一次看到了“石女”这个词。“石女”天生女性器官异常或缺失，许多人像我一样，成年后才偶然发现。
有时我会想，要是当初早点去医院检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施南笛的话让我生出了希望，我甚至想，是啊，生病而已，也许可以治好呢？但很快我便知道，无论如何，结果都不会改变。
我预约了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做了全身检查，最后被告知唯一的办法是进行人工器官再造，但成功率不高，并且要经过无数次手术。
走出检查室，我把结果告诉施南笛，说：“我不想再治疗了。”
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明白那种感觉，一丝不挂地躺在检查台上，任由冰冷的器械一寸寸在身体上探索。羞耻、自卑、绝望……我努力过，不想再试一次。
“好，不治了。”他顿了顿，说，“我送你回家。”
我站起来：“我自己回去，你别再管我了。”
施南笛置若罔闻，我甩开他的手，很快又被他面无表情地抓住。
“施南笛，你面对现实好不好？”连日来积压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了，我的声音变得尖锐，“我不是感冒，我的病无药可医。就算我们不要孩子，可我连最正常的夫妻生活都做不到！”
我木然地坐回长凳上：“我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女人。”
施南笛蹲下来，抱住我，头搁在我的肩膀上。良久，我感觉到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我冰凉的皮肤上。
“没关系，那些统统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
“傻子。”我说。
那天深夜，我接到施南笛的电话：“对不起，吵醒你。”
我瞟了一眼挂钟，凌晨三点：“出什么事了？”
“傅予心——”
“嗯？”
“我做了个梦，梦见你不告而别。”他轻声说，“傅予心，你想都别想。”
挂断电话，我再无睡意。施南笛太了解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我的离开。我终究还是要让他失望了。
许多年后，有人问我最怀念旧金山什么？我能回答的大该便是天气了。
旧金山的夏天干燥凉爽，极少下雨，冬季阳光充足，鲜有降雪。一年四季雾气弥漫。
离开旧金山那天也是个大雾天，父亲和刘姨一起送我去机场。
父亲年纪大了，有刘姨在身边，我才能走得安心。
登机的前一刻，我转过身，窗外的雾气已渐渐散去。可散去的又何止是雾气？
我的目光落在行李箱的搭扣上，那里挂着一个小小的芭蕾舞者雕塑，是施南笛亲手做的。
我走了啊，施南笛，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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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回到中国，在一个海滨城市定居下来，成了一所舞蹈学院的老师。
在我回国之后的第三年，我同施南笛其实见过一次面。
直至如今，我亦不知道他是从何处得知的我的地址。但某天下班，他就站在楼下，一如他曾经站在舞蹈室楼下那条铺满梧桐叶的马路上。
我请他去学校对面的咖啡馆喝咖啡，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直到他的目光掠过我左手的无名指，我问他：“怎么了？”
他自嘲地说：“在找一些说服自己彻底死心的证据。”
“结了婚也可以不戴结婚戒指。”我说。
“那么，你结婚了吗？”他注视着我。
“你呢？”
“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南笛……”
“不要说。”他在笑，开口的声音却是喑哑的。
“南笛，我希望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最后，我还是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高敏的越洋电话。她告诉我，施南笛要结婚了。
“那便好。”我笑着说。
“真的没有遗憾吗？”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
那年我们三十四岁，高敏和蔡家明的女儿蔡娅也已经八岁，会脆生生地喊我“表姑姑”了。
高敏说她眼角的皱纹都是拜这位祖宗所赐。她羡慕我皮肤依旧紧致，我想也许是我不曾生育的缘故。
看，老天爷也并非全然不公。
施南笛婚礼的前一天，我收到一个未存储的号码发来的消息，只有四个字：如你所愿。
我的回复也只有四个字：祝你幸福。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偶尔从蔡家明那里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如同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他的妻子病逝了，他们没有儿女，他独自一人沉浸在他的雕塑世界里。
而我依旧做着老师，看着一批批学生走向舞台。
学校有一间放映室，午休的时候，有学生借来了碟片，是当时很红的日本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
十八岁的女生，情感丰富，边看边哭着说：“老师，他们太遗憾了。”
我想起多年后的那次重逢，时光一晃而过，却并未在施南笛身上留下痕迹。他早已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一笑起来，深褐色的眼睛像波光荡漾的湖面，依旧带着清澈的少年气。
在异国他乡的那些年，他就像清晨的金门大桥上空不期然吹过的一阵风，吹散了我心底的雾气，让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我潮湿的心。
“是啊，好遗憾。”我说。
后来，女生问我，如果有一天里美不在了，莉香和完治还会不会在一起？我不知道。将来的事，谁又能预料呢？
或许，我们的故事再也没有以后。又或许，某一天天气正好，我会拄着拐杖，漂洋过海去找你。
我唯一肯定的是，施南笛，我依然爱你。虽然我不再年轻，纵然我们都已年华老去。
九
日记终于到了最后一页，而故事亦随着那场震惊全美的空难戛然而止。
蔡娅一直不明白，为何回国这么多年，傅予心会在那天突然登上飞往旧金山的飞机。直至回到美国的第三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著名雕塑家施南笛先生在艺术中心举办雕塑展的新闻。
那是展会的最后一天，蔡娅在展厅的最中央看到一座一人高的雕塑。年轻的女子踮起脚，眉目如画，栩栩如生，仿佛下一刻便会翩翩起舞。
最后，蔡娅也没有去见一见那位老艺术家。
就让一切都随着那本日记合上，尘封起来吧。
也许，这便是最好的结局。
走出艺术中心，天空下起了雨。
蔡娅忽然想起，今天是2019年3月3日，傅予心六十岁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