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 先秦的货币
6. 先秦的货币
《汉书·食货志》大体可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写的是经济制度的变迁，而下卷则是从先秦到王莽货币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勉强地说班固如果是个穿越者，那么他肯定是学金融学的。
在传说中，先秦时期的货币有很多材质，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
在传说中，太公，也就是姜子牙为周代订立了货币制度，即“九府圜法”：黄金材质的货币一寸见方，重一斤；铜质货币即“钱”外圆内方，以“铢”做计量单位；布帛做货币时，二尺二寸为一幅，四丈称作一匹。九府圜法到了班固的时代，已经只剩下寥寥数语，后人如今再想知道九府圜法的具体内容，恐怕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古人认为货币政策关乎国本，密不外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货币制度本就混乱，或许九府圜法就是上面寥寥数语所以才让后人不明所以。
货币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学家们多有论述。同样，货币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其本身就要有一定的特点，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贵重、容易分割是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在材质上必须具备的特性。所以，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货币也多是金、铜这样易于裁割的贵金属。但货币除了用于交易以外，贮藏手段也是很重要的职能。布、帛这样在当时较为贵重的商品也就在部分情况下成为货币。而且，相对与金、铜这样难得的天然材料，布、帛这种人造品至少在供给上不受自然条件太多的限制，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金、铜供给不足的缺点。
同样，货币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防范货币产生的交易风险，如成色不一、伪币横行等问题，中国人从古代开始就注意通过政府建立官方货币体系来解决上述问题。话虽如此，但我们万万不能以为真的是在姜太公时代国家就开始进行货币制度建设了。以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来进行恶意的揣测，班固写这段话的时候，可能受到了《管子》的很大影响。
《管子》是一部奇书，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等多个方面。《管子》和《老子》一样，并非是声称的作者本人的作品。后学普遍认为，《管子》应该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里学者集体创作的作品。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都曾在稷下学宫讲学。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宽松、自由的环境下，稷下学士们将对当时一些问题的讨论记录下来，托名齐国历史上的名相管仲，形成了《管子》一书。
那么齐太公在周初制定货币制度是真的假的呢？在有更多考古证据出现之前，我看还是要慎重判断。中国传统文人，最善于用的两种修辞手法一是假借，一是夸张。莫说齐太公创建货币制度一说可能是齐国后学假托管仲之名而提出的，就算是《管子》一书，也有可能后人假托稷下学士之名而伪造的。有人考证，说《管子》一书中夹杂了大量在西汉才出现的词汇，这有可能是西汉人编篡时不小心加入的，但也有可能《管子》的部分篇章压根就是西汉人编造的。
《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司马迁是读过的。司马迁在《史记·管仲世家》里说：
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
看到了吧，当时司马迁读到的《管子》是有《九府》一篇的，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
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
这里的九府，按照战国时期编篡的、反映儒家政治制度方面设想的《周官》所说，指的是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等经济、金融机构。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比较靠谱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司马迁、班固等人读到了最早也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士编篡的《管子·九府》的内容，而所谓齐太公为周制定“九府圜法”中的“九府”就是《管子》里说的“九府”。而今天，《九府》一篇已经失传，“九府圜法”的详细内容就让一些金融专家迷茫了。
《管子》中除了刚才提到的《九府》，在经济方面更加著名的则是《轻重》。《管子·轻重》共有19篇，如今留下的有16篇，从《臣乘马第六十八》到《轻重庚第八十六》都是。班固引用了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出自《轻重·国蓄》：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襁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管子》中的轻重理论是值得每一个经济学和历史研究者深入了解的理论。轻重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国家要根据商品价格的变化（轻和重），采取不同的经济措施，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换言之，轻重理论是最早探讨政府和经济关系的宏观经济学。
《管子》的轻重思想，其实源自管仲之后一百多年的周王室内部的一场争论。由于班固认为齐太公制定货币政策在前，管仲在其后，而这场争论在最后，所以才形成了行文上的吊诡：本来应该是这场周王室的争论在先的，却偏偏跑到了最后。这场争论就是周景王的改革。
周景王是东周历史上少有的有为之君，在后世看来，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铸无射钟、更铸大钱和传位给王子朝。第一件事对中国音乐发展影响巨大，但从当时周王室内部的态度看，却并没有得到卿大夫的普遍支持：当然也有人说铸无射钟是要将密不外宣的法律共之于众，如同子产在郑国铸造刑鼎一样————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在那个变革的年代，成文法的出现对原有统治集团不啻晴天霹雳，而既能彰显法的权威，又方便共之于众的最好方式自然是将法律作为铭文铸造在青铜器上。第三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长大数十年的“王子朝之乱”，周王室国力和影响力双双被削弱，反对王子朝的晋国和周王室内部的单公分别取得了天下和周王室内部的控制权————这或许有很多阴谋论的解释和一段可歌可泣的周天子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故事，但这不是本文重点，本文的重点是周景王更铸大钱。
周景王觉得当时流通的钱币太轻，想要铸造更大一点儿的钱，此举遭到了周王室的卿单穆公的反对。单穆公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都站在周景王的对立面，在周景王死后也反对周景王制定的继承者王子朝即位，最后单公一族完全掌握了周王室的政权。单穆公反对的原因就是子母相权理论。
子母相权理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货币流通的理论，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货币流通理论，其主要内容是：
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
也就是说，单穆公认为，发行货币要“轻重相权”，重者是母，轻者是子。货币使用者如果感到钱太轻了，就发行份量重的货币，并制定重钱对轻钱的兑换比，谓之“母权子而行”；反之，则发行重量轻的货币，并制定轻钱对重钱的兑换比，谓之“子权母而行”。如此，轻、重两种货币如同母子一般共同在市场上流通。那如果违背了“子母相权”，结果会如何呢？单穆公这样认为：
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图之。
废除轻钱而发行重钱，如果这种新发行的重钱是不足值的，即标称价值大于其实际价值，那么就是政府通过铸币税的方式向民间征税，势必将减少民间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民失其资”。这样，民间拥有的财富就会减少，而一旦遇到政府需要征税的时候，由于财富缩水、税基减少，为了取得同样的财政收入只能提高税率，这样民间的经济压力会增大，到最后没办法就只好想办法移民了。应该说上面这套理论已经达到了西方世界在20世纪7、80年代的经济学水平，和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从《食货志》里最后说“弗听，卒铸大钱，……百姓蒙利焉。”来看，周景王更铸大钱的计划并没有因为单穆公的反对而取消，而实际效果则不似单穆公说的那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反而是让人民获利。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还是应该从当时的经济环境上去找原因。从《食货志》的记载上看，周景王更铸大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市场上货币量不足的情况，“以劝农澹不足”。周因为是名义上天下诸侯的宗主，所以周王室的辖地上受战乱影响较小，商贾云集。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足够货币作为交易的润滑剂，而轻钱则限制了交易的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不足值的重钱，表面上看是政府掠夺了民间的财富，实际上则是原有的铸币材料可以铸造出更多的货币，并以国家信用担保其价值，因而促进了市场上货币量的增加，促进了交易的发展。而且更铸的大钱非常精美，“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这样的货币自然容易得到市场上交易者的青睐。“百姓蒙利焉”也就不足为奇了。
单穆公够牛逼的了，理论水平杠杠的。但他主子周景王更牛逼，都知道通过一定量可控制的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了。我们今天又发现了两个穿越者。
如果你觉得我写得还不错，那就可怜可怜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