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北京—来自以为许久未见的老师

你没见到过的“最好的北京”（文/老猫）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去吃冰激凌了，请去西单的查理冰激凌店。那个小店一楼卖各种各样的冰激凌球，二楼则是火车座，在昏暗的灯光下，许多小男女缱绻缠绵，面对着香蕉船，一呆就是一下午。诗人大仙说：1987年，在北京的西单查理冰激凌店，冰激凌第一次流泪，那个宣武区的女孩，在冰激凌流泪中流泪……

如果，你起晚了，没有关系。90年代初，我住在刚刚修好的北三环边上，离上班时间只有40分钟了。我在三环路旁招呼一辆面的，风驰电掣呼啸而去，当我坐在南三环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还有五分钟才到上班时间，花费大约是十五块钱。

如果，在黄昏，你觉得无所事事，可以溜达到日坛公园，在茶座要上一杯扎啤，一盘饺子。饺子就酒之后，踱步到旁边的小院里，那里人头攒动。老崔和他的乐队正在唱摇滚。大家跟着崔健且歌且舞。摇滚之后，心胸辽阔，心满意足。

当然，这不止是晚上唯一的节目。如果没有去日坛公园，还可以去建国门内的古观象台。那个时候的周末，会有大使馆在那里举办文化活动，很多明星会坐在你的身边，大家一起聊天、说笑。你也可以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或者和平里的中国影协，他们经常有“过路片”影展，有日本周、法国周、美国周、东欧周……只要进去一次，就能买到第二次、第三次的套票，绵延不绝。那些电影绝对都是原版，甚至还有翻译通过麦克风向观众同声传译。

那个时候，学画的孩子可以在每天放学以后，背着画夹赶到故宫，坐在僻静的大殿前画速写。那个时候，桑拿刚刚进入北京，在北京大学游泳馆，男男女女游完泳，就都挤到桑拿房中，隔着浓重的蒸汽互相打量。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还很牛，赢科威特三个球，赢沙特两个，打得日本队不敢抬头；中国女排刚刚赢下了世界冠军，男排也是横扫世界。当然还有聂卫平，一个人像挑滑车一样去赢一片日本人，拿下中日围棋擂台赛。所以年末大家要排队去买体育报，上面有十佳运动员选票，全家为选谁不选谁争论不休，最后填好选票，认真地投入邮筒。

那个时候，《少林寺》公映，好多小孩摩拳擦掌，想去少林寺学武艺。更多的人从电影院出来，则是去买一瓶新出现的可口可乐，一饮而尽，或者去路边买一个西瓜，一拳砸开，蹲在那里一起分食。

那个时候，望京还不叫望京，叫花家地。那个时候，没有四环、五环、六环，没有CBD。那个时候，过了大北窑向东，是一片厂区和麦子地，大家都用西北旺生产的卫生纸，吃四季青产的大白菜。出了三环，必称郊区。大家还不知道电脑、机顶盒甚至有线电视为何物，21遥（21英寸遥控）是最大的电视，如果配一个录像机，那就是时髦的现代化家居了。

如果哪里都不想去，可以在午后恹恹醒来之后仔细谛听，楼下会传来吆喝声，那是推着板儿车换啤酒的大爷。用空瓶换啤酒，五星啤酒一块三，北京啤酒一块二，燕京啤酒八毛。再后来，只有燕京，另两个牌子就消失了……

这就算是“最好的北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后半段，到90年代的前半段。其实，说到最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于一个人来说，自己最有活力、生活比较顺利的那个阶段，一般都是好的，连带着生活的城市也好，都那么有希望。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能给人提供充裕的上升机会，压力又不是那么大，生活也方便，还能走在潮流的前端，那就是好的。

除了生活上的便宜和便利之外，北京还有一种好，总能有奇遇。

有一天中午，当时的女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捡了一支摇滚乐队，正带着往家来。那个时候我在采访所有“地下”的东西，地下电影啊，地下音乐啊……听了这消息，赶紧去买了羊肉。结果，进门四五条维吾尔大汉，还带着个漂亮的新疆女孩儿，是主唱当时的女友。我的炒烤羊肉就是那天那位主唱手把手教的，所以非常正宗。接下来，楼下传来换啤酒的声音，我下楼叫师傅拎上一箱啤酒来……师傅扛着啤酒，往门里瞄了一眼，说：“哎，你怎么招了这么一帮爷在家啊？”

那天聊得特别愉快。这支乐队名字叫“灰狼”，刚到北京，他们踌躇满志，充满了年轻人的渴望和干劲儿。主唱名字叫艾斯卡尔。

后来，他们在德胜门护城河的边上，租了一处民房当落脚点。我去看过一次他们排练，大夏天，所有门窗都用棉被挡住，怕声音出去扰民。哥儿几个在屋里挥汗如雨，我和几名观众坐在一旁。我身边坐着一人，跟我有一搭没一搭说两句，说半天了，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就问：请问您是做什么的？

他笑笑说，我就是一吹管儿的，我叫刘元。

当时感觉轰隆轰隆的，真是随便在哪个角落里，你都能遇到江湖名号如雷贯耳的家伙。

“灰狼”乐队后来成功了，有了唱片、专辑。再后来，我这边生活工作变迁，联系少了。前不久看到艾斯卡尔微博照片，头发胡子也花白了，变成一只真正的灰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