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新解构

2018-11-06  本文已影响27人  忌廉2018

  今年是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诞生200周年。时至今日,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政治体制国家仅有我国硕果仅存。作为马列主义的后代,在我国的大学生中,有多少能清楚说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哪几方面的内容?又能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跟随社会发展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的真理光芒。”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高瞻远瞩的。他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理性,也指出了人类社会在经过了200年之后所形成的巨大变化。马克思哲学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的。世界在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也应该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作出更新和补充。分析当今世界的实际形势继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

  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三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无法撼动的普适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具备真理性且长盛不衰的秘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客观实际而得出来的伟大理论。马克思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可知现今的世界已不是两百年前的世界,适用于两百年前的伟大理论不一定能完美应用于现在。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分析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这个历史责任既光荣又伟大,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一起求索。本文就是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党的一名基层干部的思索和探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拙劣的展望,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思想新境界添砖加瓦。

  马克思通过研究经济学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劳动价值论来指出劳资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不需要付出劳动就能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其方法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避免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而造成的社会分层和剥削现象,同时又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目标理想是正确的。剥削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一个值得我们去追求的社会不应该存在剥削这种不公平的状况。然而时代在不断进步,为消灭剥削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方法,也为我们追求美好的社会形态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当我们拥有足够多的理论知识,无产阶级建设者们就可以在河道上修建出雄伟的大桥,让共产主义的步伐可以快速前行。

  首先本文第一个观点是通过传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来定性社会制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21世纪创造财富的最关键因素是知识创新,人已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然而人并不能被定义为私有或者公有,因而研究生产资料属性没有太大意义。在19世纪,马克思所能看到的生产资料只能是农田和工厂,这些生产资料是农业和工业的根本。然而农业和工业作为第一,第二产业,在21世纪已然不是社会经济的最重要产业,第三产业才是这个时代经济繁荣的核心。一个科学家带领少数几个人的团队,可以创造出惊人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的获得可能仅仅是科学家一人科研突破取得的成果。在21世纪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中,传统生产资料已经不再起关键作用。例如马化腾创立了腾讯,依靠的仅是他自己的脑袋和出售自己房子筹集的50万资金。而他建立的是市值高达到三万多亿的商业帝国。同样在通信科技领域的中国移动通信公司是中国最优秀的国有企业,拥有着大量的国有生产资料和垄断性政策资源,可即便如此,中国移动通信的市值仅有腾讯的二分之一,这已经是国有企业做得最好的结果。这样说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在现今时代,中移动所拥有的大量国有生产资料的重要性还比不上马化腾的脑袋加五十万得创业资金的二分之一?再说传统商业时代,商铺可谓是最重要的商业生产资料,房地产中介为了出售商铺物业打出“一铺养三代”的口号,这放在以前并不是没有其道理,在繁荣地段的商铺更是寸砖寸金。然而自从有了马云的淘宝网和后来的天猫、京东商城等互联网商务后,再也没有人会认为做生意一定要有商铺,商铺也退出了商业核心生产资料这一关键地位。可见传统生产资料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化腾、马云这些优秀人才的脑袋才是。研究传统生产资料的公有还是私有属性的意义小于研究如何产生更多马化腾、马云这些人才的意义。再者由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资本变得容易获得,且不具有稀缺性。资本间的竞争使得资本获得回报的空间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所以说资本的重要性是越来越低了,人的智慧才是21世纪的核心生产资料,而这个生产资料无法定性为私有属性或是公有属性。因此通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来定性社会制度形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论点二:现代国家政府的税收机制已成为消灭剩余价值剥削的可行解决方案。众所周知,资本家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获利的,假如一个工人的工资为2000,为这个工资他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为100小时,而工厂每月工作时间为300小时,则该工人每月被剥削的剩余价值为4000。但资本家剥削到的这4000元剩余价值可以被政府以税收的方式征收起来,税收征收得越高,则资本家所剥削到的剩余价值越少。当征收得的税收刚好等于4000元,资本家剥削不到任何剩余价值,此时便消灭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家无法剥削剩余价值,只能依靠其他非资本手段创造财富从而获利,此时也就不存在利用生产资料和资本进行的剥削。因而工人阶级消灭剥削命运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消灭剥削的税收机制的政府。假设工人被资本家剥削了4000元剩余价值,而资本家又被政府征收了4000元税,这4000元税又通过财政支出使用在这工人身上,理论上该名工人已经完全没有被剥削。工人阶级消灭剥削的方式不再需要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资本家,可以转换为建立一个拥有消灭剥削税制的政府。资本家投入资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假设资本家投入生产获利的成功率未60%,生产成功获利时可以剥削工人50万,而生产失败则会亏损20万的资本,则资本家投入生产的获利期望为50*0.6-20*0.4=22万,即资本家只要投入生产便可以剥削22万的剩余价值。但加入税收机制之后,资本家获利额变为(50万-税收额),资本家获利期望变为(50万-税收额)*0.6-20万*0.4,当税收额刚好使资本家获利期望值为零时,资本家投入生产时所能剥削的剩余价值为零。此时资本家在整体上是没有赚钱的,一部分能改善经营管理的资本家可以盈利,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的资本家被淘汰。资本家完全无法再只依靠资本而无偿获利,在这种状态下便能消灭了剥削。为了研究这个平衡状态,我们称这个刚好可以消灭剥削的税收基数为“资本家生死基数”。当税收标准定在这个基数上,即可消灭了剥削。

  论点三:解决市场经济机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新手段——“分治法计划经济”。信息技术发展为实现“分治法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本质是由市场决定生产经营活动,而市场需求变化存在规律性,生产经营活动存在盲目性。这就导致了市场经济机制存在着导致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例如某公司生产出一款产品A,该产品非常受消费者欢迎,导致商品脱销。其他公司见产品A如此受欢迎,纷纷停止其他产品B,C,D......,全部改为生产产品A。假设市场可以容纳三家产商进行生产,而共有100家产商投入生产,则可预见将有97%的产业倒闭,该行业也将有97%以上的工人失业,同时产品B,C,D......的市场供应量也将严重不足。马克思说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说明应该如何计划。实际上在商品如何繁荣多样化的今日,要搞清楚各种产品的市场需求,制定一个包罗万有的生产计划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这么复杂的项目交给政府集中统一解决是难以实现的。即使可以实现也将消耗大量的行政力量。在计算机软件开发思维上看,面对这类极其复杂的难题,我们应该考虑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许许多多的子问题,这样才能更有利问题的解决。而资本家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题承载者,也是社会整体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小细胞,小单元。因此构建一个社会商品供求信息统筹系统,让所有资本家在此系统分析研判各自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决定自己该如何从事生产。如此,使生产计划变得更加科学,生产活动的决定者和生产活动的盈亏承担者也达到了统一。

  时代变化很快,在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无法预见知识创新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过份侧重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综合上述论述,我们得出可以通过建立消灭剥削的税收制度,制定符合“资本家生死基数”的税率,终结资本家依靠资本无条件获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年代,此时该社会已然消灭了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也不复存在,原来的社会体制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资本家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整体处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只有能利用知识作为生产资料的优质资本家可以免于淘汰。此时资本家已逐渐蜕变为“知本家”,即以知识作为资本的企业家。国家的经济体制也转变为知识创新经济为主导。当成功达到这一步,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便进一步发展为“知识主义社会”。知识主义社会的到来。象征点为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人才的竞争。可以说哪个国家拥有最顶尖的人才,谁就能主宰未来。知识主义社会制度便是最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社会体制。因而我们下一步社会理论的研究不再是研究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研究如何构建好知识主义社会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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