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四大缺憾

1994年，台湾教授王财贵打出“读经运动”的大旗，接着便南北奔走说道，推行他的读经理念。一时间群情亢奋，各大院校各大文化团体纷纷响应，遂成风靡全国之势。时至今日，这股风潮还在继续。

这种读经方法的结果怎么样呢？我没去考察过，不过我看到网络上的说法，有好有坏，有人表示读了很受益，有人则表示自己的孩子读了十几年，现在完全融入不了社会，只背得一脑子的佛经和诗文，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迂夫子”。

读经，也就是要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我个人作为一个爱国者来说，我当然是表示赞同的。但我同时也认为，任何方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取决于操作者如何操作。没有绝对的好方法，也没有绝对的坏方法。少了人类的介入，任何理论都无谓好坏。

读经当然也一样。古人的经书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装着希望的同时也装着灾难。拿到会运用的人手里，就能释放希望，阻止灾难，达到既能规范民行，又能开启民智的最好效果；拿到不会运用的人手里，则恐怕就会将人教成与现实社会脱节的“迂夫子”，从而毁掉人的一生。

是的，长久以来，当我们谈到对待传统文化的学习时，总是爱将八个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挂在嘴皮子上。

一谈到传统文化，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人人都会念，人人都会说，以显示出很高大上的样子。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去认真思索过这句话的内涵。

比如，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文化中，什么是精华，什么又是糟粕？对于精华部分该怎么“取”，而对于糟粕部分又该如何“去”？如果这些问题没搞懂，只是光喊口号的话，“灾难”说不定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释放出来了。

这八个字里，“取”和“去”很好理解。取就是汲取，再通俗一点说就是“要”；“去”就是舍弃，就是“不要”。这似乎不成什么问题。很好懂嘛！——不过细钻一下，还是成问题的。

“要”还是“不要”，似乎决定权在我，我想要我就可以汲取，我不想要我就可以拒绝。

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那不见得！

对待文化，可无法像买菜卖菜那么容易，一斤三块，四斤十块，要就要，不要拉倒。

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受文化血液的制约，没有任何人能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我们生下来就带有某种文化烙印，就被某种文化气氛笼罩。所以无论先天还是后天，对我们都有某种影响，我们的主动权都是打了折扣的。而且这种折扣在像中国这种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中打得更低。

邵燕祥先生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中提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再给我们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好皇帝，我们要不要呢？

答案当然是——不要！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民主和平等社会，而皇帝是等级社会的产物。一旦皇帝回来，专制时代的那一套等级制度肯定会跟着回来。因此无论皇帝好坏，都不要。

诚然，为什么皇权能在中国古代社会维持那么久，就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和习以为常的政治模式。这是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社会中走不出来的最大遗憾。

这个遗憾，依我看，春秋战国的诸子们该负一点责任。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号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爆炸。的确，这个时代，“九流十家”一起上演了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好戏。各自都为自己的角色贡献了道具和台词。

我们今天为诸子思想的天马行空感到惊诧和钦佩不已，事实上，那时诸子的思想也是受锢了的。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去苛求他们，毕竟他们也是被“集体无意识”了的一群。

我说他们该负一点责任，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算是最自由、最有可能产生民主思想的时代了，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哪怕是类似民主的思想也没有，甚至连民主的影子都没有。（我知道，有的史家或许会搬出西周厉王后的“共和行政”来标榜中国民主制度的发源之早。对这个，我一向是大不以为然的。一来所谓“共和行政”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现在也搞不清楚。二来即使真是“共治”，那也是极少数贵族大臣的“共治”，跟下层人民没任何关系，也谈不上民主。）

自那以后，秦国大一统，专制程度更强，民主思想就更难产生了。因此，非要等到明代，和西方民主社会有过接触后，才能有点苗头。

那西方何以会产生民主思想呢？

古希腊从城邦制度起就提供了民主治国的范例。古罗马虽然比古希腊更显得专制一些，但也还有一个足以和皇权抗衡的叫做元老院的机构。中世纪时，教权也一直和皇权交互制约着。像“十将军委员会”、“元老院”和“教权”这些与君主专制分庭抗礼的势力，虽说与皇权一样，都是剥削下层人民的阶级，但它们的存在却为后来民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否则，你根本不能想象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就拥有抨击东方专制制度的先进意识。而中国，至少在明朝以前，对于专制制度的强烈抨击几乎是没有声音的。

中国的情况是，历史上的农民们，当受不了压迫的时候，便斩木揭竿起来推翻皇权。可真正当他们推翻一个王朝后，就手足无措了。接下来，他们还是会再立一个皇帝，再建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以君主皇王为核心的专制制度以外，一个国家还能以别的什么形式出现。

由于人们心中的这种皇帝情结，便使得皇帝们常常被原谅和同情，即使他们罪孽深重。

例如，唐玄宗晚年荒淫无道，导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当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到马嵬坡的时候，禁卫军们不走了。他们群情激愤，认为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都是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造成的，硬生生逼着皇帝杀了两人，才又继续护送他南行。其实，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的最大罪人便是唐玄宗。但皇帝是不能加罪的，于是杨氏兄妹成了替罪羊。

又如，跪在岳飞墓前的是秦桧夫妇。其实最该跪在那里的是宋高宗赵构。可我们今天，对这个高宗并没有多少不好的感觉，对秦桧则是恨之入骨。秦桧也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

再如《水浒传》中的“官逼民反”，其实是“君逼民反”。但宋江等忠君之徒却主动为宋徽宗开脱罪责，只将矛头对准蔡京、高俅等奸臣，认为是他们在蛊惑皇帝。这样，宋徽宗便轻松躲过一劫。

这些都是专制制度下奴性思想淋漓尽致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为糟粕的东西。

近一点，大家都记得那个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吧，小时候和鲁迅在一起，玩得那叫一个开心。可是长大后完全变了样，见到鲁迅就卑微地叫“老爷”，倒把鲁迅愣了半晌。

闰土没去想自己昔日的玩伴为什么成了自己的“老爷”，而自己为什么就成了他的“仆人”。他被奴化了的思想让他莫名其妙地就接受了这一切，而且潜意识里还觉得这一切本来就该如此。

但鲁迅不一样，鲁迅是读过书留过学，接受过新思想的人。他深深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找出了其中的病源，而后用他的如椽大笔激烈呐喊，激烈批判，以期唤醒那些麻木愚昧的“仆人”。

鲁迅是这样，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本来也是一个大地主，拥有着许多的农奴。但他也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份进行了思索和拷问，这才有了皇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等。

而闰土呢？托尔斯泰手下的那些农奴呢？他们不会去思索，也不会去拷问，因为他们已经是被“集体无意识”了的一群。他们的思想已经被彻底“奴化”了。

强烈的奴性思想走向反面就会造成强烈的官本位思想。那些被压迫久了的人有一天突然获得了权力，同样也会作威作福，甚至“作”得更过分。刘邦项羽初入咸阳城的那副德行，李自成农民军初入北京城的那种姿态，都可见一斑。

有人说，我们今天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了解了这么多东西，当然不可能跟闰土、刘邦、李自成一样肤浅。

可别说大话，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都还带着闰土的影子，只不过或大或小罢了。为什么贪官那么多，为什么前几年人人都争着去报考公务员，不是说公务员工资多么高，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握着权力。当人人都蜂拥着去争这些权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出大问题了。

甚至今天，新闻还不断报道出来，有人自称是明朝公主、清朝格格，居然还能骗到很多人。有人自称是联合国或者中央秘密调查人员，居然还能在许多公家单位成功地骗吃骗喝。制度固然还有它不尽完善的地方，但制度而外，有些东西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我们骨子里的某些错误、过时的思想依然没能消除殆尽，依然像是魔鬼一般，在黑暗深处左右着我们的意识和行为。

几千年的思想禁锢，区区一个世纪又怎么能纠正得过来？

今天，有人批评新文化运动，实在是大错特错。假设没有新文化运动的一声吼，国人的“奴性”之毒恐怕至今还会很深。即使建国后一些不合时宜的运动腰斩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让好不容易快苏醒了的我们再次昏昏沉睡。但当那些运动过去，我们依然可以拾起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留下的“解药”自救，这不也是那场轰轰烈烈运动的巨大功劳么？因为数千年集权制度下造就的奴性思想，的确是需要不计成本，不遗余力地铲除的啊！

如果说奴性（以及由奴性带来的官本位）是第一要根治的传统糟粕。那么，我觉得第二要摒弃的就该是“感情用事”。

中国人是很容易相信道听途说、感情用事的一个民族。“三人成虎”的故事言犹在耳。这跟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还是出在传统上。中国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西方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是“个人”。

因此，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要从属家庭，服从父母。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种由生养权带来的支配权是中国人认为自然而然的东西。于是乎，一个“家庭”便是一个小“朝廷”，父亲成了家里的“皇帝”，子女同时也是臣属，必须“尽孝尽忠”。由此一层层放大以后，县官便成了“父母官”，皇帝便成了“天下之父”，既有“牧养”之功，便顺理成章而有了生杀大权。

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中国人是不能有自主权的。每个人都不是“个人”，都必须从属于“集体”。谁胆敢脱离集体，就会遭众人唾弃围攻。当然，人最初也最亲近的集体便是家庭，因着这份感情，便会无选择无条件地信任这个集体。

《韩非子》里有一则预言——《智子疑邻》，说的是宋国有一个富人，因为天下雨，家里墙壁坏了个洞。他的儿子劝他说：“赶快修好吧，不修的话，强盗肯定会找上门来。”他的邻居也劝了他同样的话。但是这个富人没在意，没有及时抢修，晚上果然就被偷盗了。于是乎，这个富人觉得自家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那个劝他的邻居是盗贼。

如果这个富人懂得运用理性思维的话，他应该会同时怀疑邻居和自家儿子，然后通过自己的调查去验证到底是谁偷的。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相信儿子，怀疑邻居。为什么呢？——感情用事！

今天，这样的情况存不存在呢？可以说处处都是。就拿我们日常生活来说，你想买某个东西，一个好朋友告诉你哪家哪家不错，这时你就有点倾向了，但这还不足以让你立刻就去朋友口中那家买。要是再来两三个朋友，也告诉你同样的话，这回你就很动心了，不用说，第一选择肯定是去那家买。即使那家的产品并不让你十分满意，但你多半还是要在那里买的，因为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感情用事了。朋友们对你的灌输会让你很轻松就去原谅那家产品的不足之处，而去放大那家产品的长处。试想一下，若是你没经任何朋友的介绍就到那家店里买同样的产品，你估计会是挑剔大于认同的。

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常常将不受欢迎的人的彬彬有礼视为冒犯。

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的邻居群里有一个人特别不受大众欢迎，人人都厌恶他排斥他避开他，但是这个人却对你很是友好。这下你会是什么感受呢？你很有可能会感到十分嫌恶。如果是常人对你很友好，你会很感激。但这个人不同，只因他不受欢迎。

其实他受不受欢迎跟你本来不怎么相干。他也没得罪你。按照理性思维来说，你该感激他，如同感激那些对你友好的人那样。然而你的潜意识驱使你远离他，因为你怕被孤立，你一旦选择了他，那些人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你跟他是一路人，也会疏远你。所以不管是你还是那些人，都是在感情用事。

当然，这种情况或许人类皆然。只不过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已。

鲁迅有篇小说叫《孔乙己》，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家酒馆的小二。有一个名叫孔乙己的潦倒书生常常来酒馆喝酒。这个孔乙己便属于不受人欢迎的那种。酒店里的客人们经常戏弄他，玩笑他，调侃他。小小的“我”便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有一天，孔乙己又来到酒馆，来找“我”点菜。他见我年纪小，便好心地问我读书了没，还要教我写茴香豆的“茴”字。谁知，从来没跟孔乙己打过交道的“我”竟然十分气愤地说了句“谁要你教”，果断干脆地拒绝了他的好心。

按理说，“我”只是酒馆的一名小二，孔乙己算是“我”的客人，“我”该尊敬才是。而且这位客人还好心要教“我”写字，“我”更该感激。但“我”对他的态度却完全不是一名店小二该有的态度。为什么呢？只因他是一个不受别人欢迎的人。“我”也就随波逐流，不欢迎他了。

像这样的感情用事，在社会中泛滥起来，就很恐怖了。人人都好讲“交情”，认为靠“交情”就可以办一切事，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如此下去，“交情”至上，理性观念淡薄，代表正义和理性的法律法规便会荡然无存。这也该是贪污受贿如此严重的原因所在吧。

另外，传销组织的猖狂也跟理性思维的过度缺失有关。传销者发展下线往往是从亲人入手的，因为亲人是对自己不设防备或者说防备较小的人群，是容易对自己感情用事的人群。在他们身上，也就很容易实现传销者的骗财目的。

当然，我阐述这些并不是要人们都不要相信亲人，而只是指出一种客观现象而已。我想，我们在重感情的同时伴随着一定的理性分析，或许才会是最好的。

其实，中国人的这种不重“理性”而重“感情”还跟思辨传统不发达有关。这点也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缺憾。

我们至少知道，从孔子开始，就是说教大于思辨的。

读读《论语》，看看孔子都是怎么教学生的。几乎都是以老师高高在上的口吻进行灌输说教，学生则只能恭恭敬敬地聆听接受。学生问，老师答，学生聆听接受——所谓传教，几乎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很少有师生之间针对某个话题互相辩论不休的。

这种教育模式下，老师就像是一个先知，什么都知道，而且说的话都是真理，学生只能接受不能反驳。这必然导致学生的理性思维不强，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受阻。而且以孔子的影响力，这种模式作为一项传统传下去，对后世国人思维的塑造可想而知。当然，这种无意的罪过也不仅限于在孔子身上，诸子都差不多如此。

那时候倒是有个“名家”学派，其实算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派。但是很可惜，这个学派只是昙花一现，至始至终就没有辉煌过，到了汉朝干脆就悄悄地隐没了。魏晋时期虽然又冒出点苗头，不过也非真正的逻辑学方向，不过是“玄学”的附属品罢了。

关于这点，西方的传统就大相径庭。读读《理想国》，你会发现苏格拉底等大哲人跟孔子等人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苏格拉底不是说教，而是思辨。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向他提问题，然后双方就着那问题一直辩论下去，直到将道理辩清楚为止。

当然，在今天看来，那些辩论的结果也有很多不尽正确，但是这样的传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传统指导着他们用理性的思维去拷问问题，探索问题。在这样的传统下，才会诞生后来的现代科学。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就是思辨传统下的大哲人之一，而他对现代科学的建设性功劳是不可限量的。

还有一点就是“谈性色变”。这也是传统文化遗留在我们身上的问题。不过这种传统主要是近古时期的事，尤其是程朱理学“重贞洁”之后的问题。

宋朝的朱熹老夫子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谈性色变”之人了。你光看他注《诗经》就看得出来，把一切的男女自然情爱都解释成圣王明后的高尚道德，简直是将一部生动活泼的《诗经》给活活肢解了。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周朝的风俗。“食色性也”，这是诸子的话。可见早期的性传统还是很正常的。虽然有孟子说过“男女授受不亲”的话，《礼记》里也有“男女不杂坐”之语，但是此等观念并非那么严格地强加于人，更多只是停留在说教理论上。远至汉，近至唐宋，性观念都还算是挺正常的。

不过，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因为服膺“理学”，重视“礼教大防”，才真正将中国人的“性”观念给深深扭曲了。

元朝时期，有个姓马的寡妇，她的乳房生了毒疮，有人劝她赶快求医，不然就会死掉的。她说得了这种病，宁死也不能给男人医治。最后就真的死了。

清朝的纪晓岚也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叫做傅显的读书人，有天偶然经过同村的魏三家附近，远远看见魏三的孩子正在一口枯水井旁边玩耍，而魏三的老婆本来在树下做针线活，此刻却正在打盹儿。傅显吓了一跳，立刻满村子找魏三，好不容易找到了，又喘了半天粗气，才对魏三说：“你的孩子在井边玩，很是危险。而你的老婆在井边树下做针线活睡着了。我本来想去叫醒你老婆的，但是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敢那样做，所以到处找你。你赶快回去吧，迟了你孩子多半就掉井里了。”魏三一听，扭头便往家里赶，等赶到时，孩子早已经掉井里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本来完全可以不必发生的灾难，却因为性观念的扭曲终于还是发生了，实在让人遗憾且痛心！

不过最让人痛心之处还在于，这种“谈性色变”的错误观念还一直蔓延到现代科学现代文明都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若不是近几年侵犯幼女案的频繁发生，未成年少女怀孕率大大上升，政府教育部门或许还不打算考虑开设“两性知识”课堂。而且，即使开设了，也是众口难调。记得前两年有个新闻，就是有的家长质疑学校发的生理教科书，说是教科书里的性图画太露骨，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而网上针对此事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果我们站在圈子外去分析，便可以看出：一方面呼吁要补充两性知识，一方面又不许太露骨，这样的矛盾心理其实正是反映了“谈性色变”的传统糟粕对国人的影响之深刻。当这种深入骨子里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锥心问题相冲突的时候，人们的确是需要在心底挣扎取舍一番的。

最后再说一点传统文化的巨大缺憾——重文不重理。

关于这点，是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的。放眼古代，我们熟知的那些名人里面，文人墨客的数量绝对是碾压科学家的数量的。而且，就算是鼎鼎大名的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也都没有李白、杜甫的知名度高。可以说，古代的中国简直就是一个文士的国度。宗教家在这里被边缘化。科学家在这里同样被边缘化。最后，无论宗教家还是科学家，都不得不跟文士合流，一起为专制王朝服务。

究其原因，我想应该是跟地缘政治有关。

像古代中国这种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帝国，王朝国家的最重要精力一定是放在如何安邦治民，使政治基础巩固上面。于是，琢磨人性便成为了各个学派努力的方向。

我们看看诸子，无论是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还是法家的“法制”、道家的“无为”，其实都是“人性学说”。他们都希望能够更好地把握人性，让自己的思想为大一统王朝的施政纲领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样的追求之下，以人性为探索对象，偏于感性的“文”必然会发达起来；而以自然为探索对象，偏于理性的“科学”因被误解为无益于治国安民这样的大目标，必然会受到统治者们的冷落，自然也就无法兴旺。

此外，专制王朝是希望人民成为愚民和顺民的，先不说统治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然科学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即使是他们能够意识到，也绝不会支持的。因为人民拥有科学头脑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

有此传统因缘，也就意味着现代的科学革命很难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兴起了。

不能首先兴起也就罢了，祸不单行的是，偏偏现代科学浪潮席卷世界的那几个世纪，正好是程朱理学统治的时代，也是中国专制制度最为严重的几个世纪。人民的思想在这一段时期被空前禁锢，连正常人的思想都不能保有，遑论科学头脑了。

王小波曾嘲弄过二程（程颢和程颐）的其中一位，说是老先生有一次盯着一口井看，看了半天，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看到井中自己那一目了然的脑袋，而是看到了抽象的“仁”。王小波对这事儿深表遗憾，他说若是那老先生能够正常一点的话，他理应看到自己的脑袋，然后继续追问何以自己的脑袋会出现在水井中。这样一步步追问下去，他便可能走在物理科学的道路上了，就此开创中国物理学时代也未可知。然而，他却莫名其妙地看到了“仁”，又回到儒家“人性学说”的老路上去了。

有趣的是，古人重文不重理，我们今天浮躁功利的社会，又是重理不重文。其实，文理本是互为补充的学科，文科能为理科提供宏观上的指导性，而理科的逻辑推理和实践手段又能弥补文科的感性之失。我们对文理该有的态度是：让文科成为理科的眼睛，让理科成为文科的脚步。文理兼包，才能铸就真正聪慧的头脑。

如今，中国教育的方向正从以前的文理分科向文理不分科循序渐进，应该是真正认识到了文和理的不可分割而论，也算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吧！

以上论述仅就传统文化的重大缺憾而言，至于其精华则另有篇幅专论。之所以先论缺憾，后论精华，则是本着宁可不从中受益，也绝不可受其荼毒的态度。因为文化不比他物，它直接与人的思想理念相联系。个人一着不慎，便足以毁掉一生。教育部门一着不慎，便足以毁一个民族于万劫不复。

诚然，悠远的传统文化为我中华民族之精神骄傲，举国同胞莫不闻之亲切，顺之如流。但惟其如此才更为可怕，更需要谨慎行之。原因上面已经说过了，“感情用事”的病根在我们身上还未消除，千万不要被爱国情怀轻松绑架了去，而忘了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

                                           ——2018年7月12日   崔鸿飞   整理讲座笔记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