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人有贡献，是让自己幸福的唯一方法
最近这段时间，几乎每晚都在陪妻子观看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表现反腐力度空前的现实主义大剧，紧张刺激的剧情、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多线交叉叙事的艺术手法，都让这部反腐剧好看到令人窒息。
本剧全面深刻地表现了虚构的汉东省的政治生态系统。汉东省原反贪局局长陈海在收到群众举报某官员贪腐线索后却遭遇车祸，是交通意外还是遭人暗算？从京城新调来的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刚好是陈海的同学，他能否在暗流涌动的汉东政治洪流中保持足够定力，不随波逐流，凭借强大政治智慧查明真相，打赢这场潜藏巨大危险的反腐保卫战呢？
剧中集中表现了汉东省省委书记沙瑞金、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省检察院院长季昌明、市委书记李达康等一系列正义角色；同时也对比鲜明地凸显了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及其走狗程度、原省委书记、副国级领导人赵立春等一系列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
高育良早年间担任汉大政法系教授，包括侯亮平、陈海、祁同伟等都是他的学生。此人弃文从政后表面看似为人正直、追求公平正义，实则八面玲珑、惯于见风使舵，结党营私。他为了寻求原省委书记赵立春这个政治靠山，从政早期审批同意了赵立春儿子赵瑞龙的某餐饮集团占地项目，从而造成了几十年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为交换，他得到了省政法委书记这个乌纱帽。平时在官场上，他也经常以所谓“汉大帮”的老师和领导人自诩，纠结党羽，结党营私、相互帮衬。
而面对自己学生侯亮平的反腐调查，因为其可能会危害到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便机关算尽，和同为腐败分子的祁同伟、程度、市检察院院长等人相互纠集，不惜设局诬害学生侯亮平，还美名其曰要搞好汉东省的政治生态平衡，希望侯亮平不要赶尽杀绝，维护好所谓“汉大帮”的团结。
除了诸多“老虎”腐败分子及其帮凶，剧中也表现了像孙连城这类当官不作为的“苍蝇”腐败分子，还有依附腐败权力、官商勾结的奸商高小琴、赵瑞龙、刘新建、蔡成功等人。
那么问题是，同样是人，为何会有侯亮平这样一身正气、值得老百姓敬佩的正义官员，同样也会有高育良这种虚伪腐败、为捍卫自我私利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呢？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社会互助、社会交往，从而获得支撑我们生活所必须的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社会归属感等。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深刻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想变得重要，但如果不明白人的重要性取决于其对社会和他人所作的贡献的话，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作为社会人，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接纳与赞同。社会和他人对我们的认可越多、越大，相应就意味着我们会获得越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社会财富、具备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等等。但如果社会和他人都不认可我们，都排斥我们，被他人和社会抛弃的后果是残酷的，往往就意味着我们的无法生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才深刻指出，“被他人认可、被他人赞同，是我们所有行为的一切动力源泉。”我们每个社会人，都会穷尽一生努力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接纳与欢迎，从而赢得我们在社会群体中生存、发展的宝贵机会。
那么如何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呢？有且只有一条正途，那就是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正如阿德勒所言，“对他人有贡献是让自己幸福的唯一方法。”你为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越大、谋的福祉越普遍，就越受社会和他人欢迎。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人类共同体感觉（也就是个体融入和归属组织和社群的一体感），是由对他人有贡献形成的”，也是毛主席那句名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髓所在。
根据阿德勒的理论框架，按照人们对社会或组织的“共同体感觉”的高低、个体活动性的高低等两个维度，可以把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共同体感觉”高的人，其活动性一般都比较高。比如雷锋同志、雷锋传人郭明义同志等，他们对组织和社会的共同体感觉非常高，相应的其都会穷尽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获得社会群体的接纳和拥护；另一类则是“共同体感觉”低的人。
而在“共同体感觉”低的基础上，又分化出两类人，一类是共同体感觉低、活动性高的人。比如《人民的名义》剧中的贪腐分子高育良、祁同伟、程度、赵立春之流和依附于他们生存的奸商高小琴、赵瑞龙、刘新建等。
作为副国级领导以及省级领导等，剧中的贪腐高官都享有尊贵的社会地位，支配着无边的社会资源、拥有巨大社会权力及社会影响力等，但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党和人民的“共同体感觉”却非常淡漠。他们热衷于维护的是自我私利、或者最多也就是自己家庭、家族以及所谓“汉大帮”的小圈子利益。他们把人民赋予其的宝贵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肆意挥霍，利用权力寻租、权力交换等手段中饱私囊、满足各种私利私欲。
比如汉东省原省委书记、副国级领导人赵立春，他纵容自己儿子赵瑞龙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同时把其秘书刘新建当成家奴一样培养并委任为国企高管，以方便对其儿子进行利益输送，官商勾结、钱权交易，不断为自己家族积累巨额财富，哪管这种做法对社会、对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还有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把自己家族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进公安系统，自己也与山水集团的高小琴等奸商勾结、权色交易、赚取财富、打击和消灭异己。
最可怕的是那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他表面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实则背地里男盗女娼、虚伪至极。面对自己的秘书陈清泉嫖娼被抓，因为与自己利益无关，所以他“大义凛然”地要求弟子侯亮平对其依法惩处，并告诉侯亮平，“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院、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公安是人民的公安……”而当侯亮平审讯刘新建这个贪腐国企高管，进而可能威胁到他的政治利益时，他则暴怒要求侯停止审查，并背地里对其进行设局陷害。两面派典型做法其背后的逻辑则是不变的，那就是始终以自我私利为准绳来为官处事。
而剧中官商勾结的奸商高小琴、赵瑞龙、蔡成功之流，他们对社会的“共同体感觉”也同样非常低，自始至终致力于高度捍卫自我私利；但他们的个体活动性却很高，很聪明、很能干。这样的人和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之流一样，活动性越高、本事越大，反而带给社会的危害越大。
而另一类共同体感觉低、活动性也低的人，剧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孙连城区长。在他管辖范围内，新大风厂的生产厂址问题一直拖而不决，逼得工人们像做贼一样天天爬窗户上下班；他主管的信访窗口，矮得就像猪圈墙一样，一点不把老百姓当人。遇到日常群众上访，他接待起来也是毫不走心，糊弄应付，只想熬时间下班走人。最终其结局就像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所言，“光吃老百姓粮食不干活的蠢猪干部，就要让他走人！”
作为观众，我都替剧中那些反面典型感到羞愧痛苦。比如高育良，他经常对妻子倾诉的自我感受就是“心烦”，这证明他本人过得并不开心。而祁同伟、高小琴之流，表面上整天在山水庄园风风光光、喝酒享乐，但他们内心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生怕侯亮平哪一天就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从而让他们“先哭起来”。就连副国级领导人赵立春和其唯一的儿子赵瑞龙，凭着他只手遮天的权力任凭儿子为非作歹，聚敛了数百亿财富；但赵瑞龙同样过得不开心，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到香港避风头；他那位父亲，虽舐犊情深，但越纵容儿子越反而害了儿子、也害了他自己。
而剧中像侯亮平和他的下属们、像季昌明检察长、已退休的陈检察长等正面人物，他们不管在职还是退休，都活得坦坦荡荡。尽管他们可能没有私家大汽车、没有像山水庄园那样的洋房美酒，但他们活得心平气静、坦荡安然，以自身能力为社会和人民尽力服务，多好啊。
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为他人而活，生命才是值得的。”美国作家麦克尔·罗奇格西同样深刻指出，“如同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努力地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你就能够带着骄傲与自豪回顾你的人生，因为这便是难得人生的真实意义。这就是最终的财富。”人是社会动物，我们每个人通过社会互动、社会互助才能在社会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才有机会生存、发展下去。在此过程中，我们越是培养自身的社会和组织责任感、社会和组织共同体感觉，更好地为他人、组织和社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组织和社会的欢迎、接纳和认可，进而融入社会利他共赢。
而如果我们缺乏社会共同体感觉、缺乏组织和社会责任感，放纵自我私欲，不管在社会还是所在组织中，都抓住机会毫无底线地拼命攫取私利，哪管他人死活，那么最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被组织和社会当成毒瘤一样清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管是作为共产党人庄严的政治宣言，还是作为我们每位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口号，都永不过时，都实实在在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存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
你越是为人民服务，为你所在组织和社会大众服务，你越是会受到社会、人民和所在组织（当然必须是正义合法组织而不是非法小集团、小圈子）的衷心拥护和欢迎，你越是会收获社会和人民回馈的财富、荣誉、地位和发展平台，从而能让你的一生过得丰饶充实又安宁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