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
王gan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47支土火箭上，想飞上天去。结果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对今天中国的孩子们来说，富有魅力的天文学总是同伽利略、哥白尼和布鲁诺这些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就开始观察和记录太阳的黑子了。因此，西方人承认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忠实最准确的天文观测者。
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密创立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就是把托勒密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一步。就这一步，中国人就再也没能迈过去。
就在十年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去参观著名的英国罗斯·罗伊斯公司。英国人告诉他们，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是根据一位中国工程师吴仲华的“三元流”理论设计出来的。这位吴仲华教授发现的科学原理，没能使他的祖国诞生新型飞机，而今反倒要我们通过英国人的成就来学习中国教授的理论。
那曾经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呢？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六千年前，并不是每一双手都能做出如此精美、和谐的陶器来的。一些西方人总想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硬扯到一起，仿佛不愿相信这块土地能够孕育文明。
这陶器出土的中原之地，会不会就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如今是有争论的。在上古时代，中原既是东西南北四大集群的争夺区，又是四方百族的文化交汇区。华夏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融合的文化。你看，我们的祖先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炎帝颇受冷落，而只有从西北黄土区里诞生出来的黄帝，才是华夏正统呢？
细想一下，受冷落的恐怕不止炎帝一个。如果我们不能否认楚文化、吴越文化、苗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等等对华夏文化的滋养和补充，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应当还有另外几个祖先。可他们在哪里呢？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
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诗书百家语之后，中国再也没有重演过百家争鸣这样的历史大戏。从这些庞大的方阵里，我们除了听到战争与集权的旋律之外，不是也能看到那种由于排斥异端、禁锢民智、强求一律而带来的个体的湮没吗？
相比之下，在这些题材广泛的汉代画像砖上，在这些帛画超凡的想象中，在这些石雕跃动的生命里，在这匹飞马的腾跃中，汉帝国的气魄和胸襟，又哪里是气吞六合，一统宇内的秦帝国能够比拟的呢？
这些大大小小、如今遍布中国的石狮和有翼兽，它们的原型来自波斯，在汉代就开始风靡中国。有趣的是，把一个强大帝国的某种理想，艺术地寄托在一只异邦动物的形象上，在汉朝人看来，似乎并不觉得有损中央大国的面子。
印度及中亚文化的传递 - 丝绸之路
通过那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西域乃至印度和中亚的文化艺术，从汉武帝以后源源不断涌进中国。如果没有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中国的传统乐舞，也许始终是这个模样。它可以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却绝不可能产生汉唐绚烂多彩的大歌舞。
公元65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
另一位中国学者说的更风趣。他用吃饭来比喻中国文化消化印度佛教，说这餐饭整整吃了一千年。因此，直到今天，在中国恐怕连不识字的孩子都认识这匹白马。
白马给中国人驮来了一个陌生的神。它曾经披着偏袒右肩式印度袈裟，坐在德干高原上雅利安人的那些石窟里。当它沿着一条与丝绸之路平行的路线往东走去的时候，眼窝渐渐浅了，鼻梁渐渐低了，笑容也带上几分世俗的人情味了，服饰也换上了中国的褒衣博带式袈裟。中国人改造了这个外来的神。那时，我们的祖先确乎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灵性、这样的聪明才智。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着螺形发髻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度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
唐代这个社会呀，它是一个文化开放的社会，它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于人性的发展，这么一个社会。它的这种自信心，它的生命力，它的创造力，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看你对外来的文化什么态度，什么姿态。是开放
的还是闭关的，拒绝接受的，那么唐代就是这么一个开放的。我曾经看到唐代出土的两个唐三彩，贵妇人的雕塑，这么高吧，我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流露出一种非常对生活、对时代非常有信心，这种从容的、乐观的一种神态，完全是当时的那种时代精神的反映。唐代就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一个时代，一个创造的时代，一个乐观的时代。
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与博大的呢？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
连西方人都禁不住要为我们惋惜。
英国作家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里曾饱蘸笔墨写了中国唐朝的极盛，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播，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鲜明，以至在文明史上立刻引起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为什么没有保持下来呢？为什么它没有把这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保持到今天呢？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最迟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
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回到中亚去。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着，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慧凝成的伟大发明，竟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催命符，“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欧洲赢得了继古希腊以来又一个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难怪弗朗西斯·培根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发明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故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传到欧洲，仅仅几百年就摧毁了那里的封建堡垒；但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有能够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够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们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这个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主要是技术发达。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
来说吧，它都是技术发明，这技术发明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一般的技术，比如脱离生产的技术，而是和国家统一有关的，比如通讯、水利还有军事、官营手工业这些和国家大一统的形态有关，和封建地主经济相适应的这么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它都是通讯方面，就是为国家统一方便的，全是这样一种力量，我们把这种技术称为大一统的技术。这种技术在中国古代做出来是非常伟大的，是非常难得的，最后在西方的近代摧垮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中国发明相当早，同时又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和中国大一统封建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大一统技术，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戴上了一种枷锁，在这个基础上它很难实现转移。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当王阳明在那里静坐格竹子的时候，达·芬奇一面解剖尸体一面画着蒙娜丽莎，麦哲伦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也在准备发表《天体运行论》。后来，当顾炎武醉心于订正古字音的时候，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哈维出版了论血液循环的巨著，而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着的大门了。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着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了。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的。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在1582年来到中国，1610年死于北京，坟墓至今还在北京。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利玛窦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
利玛窦第一次告诉中国人，你们不在世界的中央，而是在北半球的某个地方。他带来的西方科学著作，至今还保存在北京的图书馆里。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的头一个世纪，中国对这种新文明还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国士大夫中的杰出者皈依天主教，认真从学于西方传教士，积极编译西方科学著作，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自觉。甚至连康熙皇帝也喜好天文、数学。他还在今天北京大学西门外的畅春园办了一个算学馆，大概要算是国家数学研究所吧！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与后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是乾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看看西洋景。在猎犬逐鹿的喷泉水雾中，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式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们有些人虽然要声嘶力竭地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轿车和高级消费品。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儿围起来，派手持大刀与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
结果，梦毁了。

强大和兴盛的象征 - 长城
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
他们中间有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登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面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曾经是那么才华横溢、灵气飞动的大型壁画、大型石雕，转而却变成了这些虽玲珑却小气、虽精巧却程式化的摆设。艺术上的小题大做、过分雕琢，预示着民族创造力的衰颓。卢舍那一去不复返了！
连一代人杰的魏源，在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里，竟然也根据中国方士炼阴补阳、取人精髓的迷妄之说来描述天主教；而像林则徐这样的俊杰之辈，居然也深信英国兵的腿脚是伸不直的，向道光皇帝建议“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常识，已经倒退到利玛窦神父来华之前的水平了。
当一个民族中最先进、学识最渊博的人都是这般愚昧的时候，当一个民族连她的灵魂——思想界都被时代抛弃的时候，这个民族还能指望什么呢？那时中国只有一个人还醒着，正因为他醒着，他就比任何人都痛苦。他说，这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厂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衰落时代。他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治，求治不得，他就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乱！他就是龚自珍。
这个曾经诞生了屈原、李白，曾经创造了四大发明，曾经保持了上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的杰出的民族，和她那杰出的文明，是何缘故竟然会落到这步田地，以致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恐怕还会再延续几代人的呢？
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世界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
在文明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古地，历史的沉积物比比皆是，到处游荡着古老的幽灵。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样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

南阳城西的卧龙岗，由于诸葛先生“功盖三分国”，当了蜀汉丞相。于是，当初秋风可破的蜗居茅庐，日后竟宏伟起来。今日武侯祠有山门、甬道、朱阁、回廊，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好不气派！南阳东关还有一座医圣祠。大医学家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又是救人性命的郎中，在后人心目中便有双倍的尊敬。但是，医圣祠比起武侯祠来，就要低一个档次了，而且，他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是一定要刻在“医圣”这个尊号前面的。
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技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象，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捱到今天吧。
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今天，人们或许还没有忘记“臭lao九”这个绰号。那种极端蔑视知识分子的极左时代已经过去，但过去的屈辱与卑贱所造成的身心创伤，却在今天索取了罪恶的果实。当祖国和人民把实现现代化的重托放在他们肩上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便带着无限的遗憾，永别了他们的事业和亲人。
人们更为忧虑的是，在这个最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里，而今，教师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瞧不起。但在另一方面，文盲和半文盲却在不断增加。根据局部抽样调查，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至今还没有脱去文盲帽子。当先进国家的教育已经在培养下个世纪的人才时，我们却连扫盲都扫不及。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想着人类文明的银河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

但愿历史不要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吧，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