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9个雇主家漂流写作的家政阿姨

一个年过五十的家政服务员，希望在休息时间自由写作，这种要求是否可笑、甚至荒唐？

在东北下岗后，尹晓炜只身北漂，16年来一直从事家政工作。

写作给了她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但也因为这个爱好，她找工作时需要做出更多让步，不过，“只要能让我看书，能让我写东西，我就能坚持。”

英国作家伍尔芙说，女人要写作，要有金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这两样，尹晓炜都没有。

中国有3500万家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尹晓炜的背后，是一群姐妹的故事。她们在城市家庭之间腾挪，忍受若隐若现的歧视和不公。

尹晓炜用得最久的笔名是“尘埃”，像尘埃一样渺小，或许比尘埃更轻。

但即便只是一粒尘埃，也渴望有自己的方向。

在家政公司等活儿时，尹晓炜在地铺上写作

作者-孟影

编辑-流落南方

内容总监-吴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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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半，尹晓炜准时起床，98岁的老人会在半小时后醒来。

她照顾他穿衣、上厕所、洗漱。早饭后，先扶老人到沙发上吸氧，再去打扫厨房和卫生间，随后给老人喂药。

“500ml的营养液，上午一碗，下午一碗，再喂他吃一个猕猴桃。”

天冷了，不用带老人去遛弯。尹晓炜想起，昨天老人的女儿送来十斤芥菜，正好洗了切了做咸菜，留着全家平时吃。

这是尹晓炜来北京做家政的第16个年头，也是她经历的第39个雇主家庭。

她对这户人家很满意。因为雇主同意，只要不影响工作，她可以在自己的休息时间写作。

把人生写在废弃药盒背面 

尹晓炜和老人同屋，一人一张床，方便夜间看护。晚上8点老人睡下，尹晓炜开始一天中属于自己的时光。

老人药多，她把废弃的药盒和说明书细心地拆开，摊平，在上面打好格子，作为初稿的稿纸。写完一篇后，再一个字一个字敲进手机的备忘录里。

有时她也去厨房写，桌边有个插座，方便给手机充电。老人的家人总说，你去书房写多好。她想了想，还是没去。

对尹晓炜来说，可写的东西很多。写故乡，写父亲，写和家政姐妹郊游，写对人生的感悟，文章大多刊登在一个面向女工的公众号上。

除了写作，她也爱看书，最喜欢何伟的《江城》。

2019年，尹晓炜参加了“落地生根”家政女工写作计划。能坚持完成作业的学员几乎没有，她算是一个。

老师和她聊了聊，说你可以写一本纪实性的《北漂》，并帮着拟了十八个章节的方向。她如今写到了第十章。

46个废弃药盒背面，是《北漂》第十章16000字的初稿

东北青春往事  写诗的塔吊司机

记得我第一次去南漂，归乡时火车晚点，您和母亲等不及了，徒步去火车站接我。从家到火车站，那是很远的一段路程。

您不希望我走远，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想用自己那微薄的退休金养活我。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每每想起，总是想哭。北漂一年后我回去，您见到我时，表情由高兴变得激动，站在原地不停踏步打转，嘴里喃喃地说着：老闺女并没有见老，并没有见老。

——摘自尹晓炜纪念父亲的文章

尹晓炜知道，自己不会是那种出书成名的作家。

她出生在黑龙江依安县，那是一个盛产土豆、玉米的地方。小时候，老师常常拿她的作文当范文。她最喜欢给同学讲故事，看了《西游记》，课间就给同学们现编《东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的故事。

她的青春时光，也曾像当时的东北一样丰沛富饶。中学毕业后进了国营建筑单位，先在工地搬砖，后来因为胆子大不恐高，当上了塔吊司机。夏天雨后，塔吊电路系统不稳定，一启动按钮就会挨电打。但一个女司机，坐在高高的塔吊车驾驶舱内，飒爽极了。

她有一个小书箱，收着她从小学到中学的作文、写的第一首诗、和小姐妹出去玩的游记，还有每年的岁末总结。

很快她结了婚，生活“像秋日的暖阳照在身上一样”。意外在2000年来临，丈夫查出肝癌，半年后去世，只给她留下5000元外债。那年，她30岁。

雪上加霜，尹晓炜自己也下岗了，同东北下岗大潮里千千万万的女人们一样。

怎么活下去？尹晓炜先去大庆一家私立幼儿园打工。一年后，幼儿园效益不好倒闭，她再辗转去了江苏。

在远房亲戚家打过工，进过工厂，当过租书店的店员，还给私人客运公司跑过车，跟着两部依维柯和金龙，跑无锡、南京东华门，负责卖票。

那是她人生里最低谷的三年，无依无靠，还经历过三次车祸和一次煤气中毒。

最难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她去找在饭店打工的小姐妹。小姐妹小心翼翼地问领班：可以让我姐姐在这吃顿饭吗？

看到领班瞥来的蔑视眼神，尹晓炜慌忙找了个理由离开。她心里难过，“我原本也是个塔吊司机，怎么混到这地步，连饭都吃不上了？？”

大约就在那时候，她重新拿起了笔。在鸡舍改造的出租屋里，写作对她是最无用的事，但她感觉，不管写点什么，都像是对自己的慰藉。

各式各样的雇主  拼贴出她的人生

2005年她结束南漂，回东北的火锅店打工。一个小姐妹劝她，你一个人没牵挂，上北京干保姆多好，一个月管吃管住800块钱，不比这火锅店每月350块钱强？

经妇联介绍，尹晓炜匆匆踏上去北京的火车，最终落脚在西三旗的金都家政公司。

从此，一个个雇主家庭标记了尹晓炜的人生。

第一个家庭是部队上的，老人的儿女都对她不错，只是老太太不知为什么，总“呲登”她。袜子、头巾、钥匙，找不到就当着她骂，找到就轻描淡写说忘了。

为了省水，不让她在家上厕所，只许去外面的公共卫生间。每顿给一个馒头——大爷是抗战老兵，有各种米面油福利，但老太太说，那是给老头一个人的待遇，几个人吃就不够了。

尹晓炜不敢言语，休息时回到家政公司说给相熟的老师。对方听了没说话，去食堂用大塑料袋包了一大兜咸菜让她带走。第二天，老太太对她说，“家里没有菜了，把你咸菜拿出来点”。

她渐渐了解，原来保姆的生活是这样的。但刚来北京，她没钱也不敢走，最终坚持了九个月，也是在那户家庭里干得最久的一个。

这些年，尹晓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家庭，不是没动过转行的念头，“可外面那么多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呢，我一个底层小老百姓又能怎样呢？”

有位88岁老太太的举动最让她羞愤。一到尹晓炜的休息日，老太太一改平日晚起的习惯，清晨六点进她房间细细搜查。有时还会搜身，“儿子送我的小棉袄不见了”。回来后，老太太也会细细盘问今天见了什么人，聊了什么。

但尹晓炜最终还是没走。因为她发现，老太太只在意财物，其他不关心。“只要能让我看书，能让我写东西，我就能坚持”。

更何况，她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晚上关上门，就可以自由地写点什么。

老太太在这事儿上很开明：你爱写写吧，我不看。

在家政公司等活儿时，尹晓炜在地铺上写作

工人大学、《苏菲的世界》与“鸿雁”

2017年，尹晓炜的文章被一个公众号选用，她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100元。当时她的笔名是“尘埃”——北京这么大，自己却像尘埃一样渺小，或许，比尘埃更轻。

但北京也能让人圆梦。她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为期半年，网络授课，每周都有一位大学老师讲课和布置作业。雇主的女儿特别好，听说她业余在上网络课，还给装了一个路由器。

在课堂上，尹晓炜第一次听说“城乡问题”“乡村建设”，第一次读到《苏菲的世界》《大灭绝时代》，第一次参与课堂讨论，也躲在卫生间里写出了第一篇毕业论文——老太太心疼电费，晚上不让在房间里开灯。

第一次看到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活动海报时，尹晓炜踌躇了半天，不敢进去。

“我想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别进去就被骗了出不来了。”

鸿雁主要服务以家政工为主的流动妇女，活动中心只是一个布置简单的地下室，常年开放。家政阿姨们可以在这里参加手工小组，学习中医刮痧，唱唱歌，跳跳舞。

这些年，尹晓炜一直没有更换家政公司，就是想离鸿雁近一点。很多家政姐妹无论离得多远，周末休息时都要回来看看。  

“在客户家，我们几乎都是被压制的，只需要动手干活儿，不需要你表达，更不需要你有想法。在家政公司也是，如果几个人凑到一起聊天声音大了，也会被训斥。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终于可以没有任何戒备，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尹晓炜说。 

在这里，尹晓炜对文字的热情是被鼓励的，她还报名了写作课。

2020年1月，一位策展艺术家结合她的经历，在国外做了一个名为《足迹》的展览，给她发了300元的劳务费。起先她不知道该不该拿，艺术家告诉她，“大家都有份”。

缓慢生长的勇气 薪水一定要追讨

“特别胆小”，尹晓炜形容自己的性格。这两年，她的勇气似乎多了一些。

疫情之前，她交了1200元中介费找了一份新工作。中介老师告诉她：这女雇主脾气不太好，你到那忍着点，好好干，亏不着你。

等上门后，尹晓炜发现中介老师真没“骗”她。这位90后全职太太总是无缘无故发火。尹晓炜第一天抱孩子下楼遛弯，其他家的阿姨逗孩子：小苹果，你家又换阿姨啦？

就在尹晓炜也想离开时，疫情爆发了。

相熟的家政姐妹，要么春节后被困在老家失去收入，要么人在北京但无工可上，原本可以交钱住宿的家政公司陆续关了门店，她们只好像逃难一样到处腾挪。

尹晓炜觉得，相比她们，自己受点气不算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干活儿，女雇主也越来越习惯加码，足够让她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9点甚至10点。终于撑到疫情缓解，女雇主听说她要离职，大发雷霆：除非你找一个合适的人顶替，否则不许走。如果新来的人不合适，你还得回来继续干！

尹晓炜赶紧联系当初的中介老师，发现自己已被拉黑。她还是坚持要走，女主人态度强硬：钱在我老公那，你走可以，但工资给不了。

尹晓炜对此不陌生，过去常有雇主让她放弃休假赚加班费，最后不予兑现，她也只能算了。

“社会上对家政工有各种说法，但这么多年我看到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家政工是没有谈判筹码的。”尹晓炜说。

鸿雁的负责人梅若、工人大学的吕老师都给她打电话出主意，鼓励她一定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尹晓炜想了一夜，第二天，她鼓足勇气地去和女雇主谈判。她只知道一点，如果没拿到钱就不能走。僵持许久，女雇主终于极不情愿地把工资结了。

讨薪成功，尹晓炜来北京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

从尘到辰，那意味着希望

“保姆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服务行业，被人很瞧不起的一个行业。我从事这个职业，看到很多不平等、不公平，但为了生存也只能妥协。既然没地方说理去，就自己写出来吧。”尹晓炜说。

她在文章里揭露家政公司的做法：

卫生间对家政服务员上锁，只许工作人员使用。

夏天想用也行，洗衣服一件3块钱，包括内衣。洗澡20分钟10块钱，洗头一次3块钱。

公司鼓励雇主大额充值，应允换人换到满意为止。为了游说雇主购买保险，不惜丑化整个家政工群体：“万一保姆在你家偷东西呢？”

最让尹晓炜和姐妹们不平的是，“家政服务员必须持有健康证和体检证明方能上岗，可客户的健康状况又如何保证呢？”

中国有3500万家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女性。在鸿雁负责人梅若看来，家政服务员就像城市里的隐形人，无处不在却又不被看见。

尹晓炜曾向一个男雇主提出，如果家里条件允许，她能否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对方强势回应：你要自己的房间干啥？你就得24小时盯着老人！也有女雇主说，你别休息了，我给你钱，你们出来干活儿不就是为了钱吗？

“在传统的观念里，保姆是佣人、老妈子，是没有个人空间和个人需求的。如果你有想法，别人就会觉得你不正常。”尹晓炜说。

北漂16年，尹晓炜始终被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萦绕。没有家人，没有孩子，没有固定住处，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未来要去哪里呢？

 “所以写作就是我的一个支撑。人来世上一回，终究都是要离开的。但把这个过程用文字留下来，就没有白来这一回。”

也有人给尹晓炜介绍对象，她都觉得不合适，不合适就不要勉强，“人不应成为别人的附属品。”

现在她只想存点钱。或许未来能在小地方买套房子，结束十多年来的漫长漂泊，安心写作。她把自己的笔名改成了“墨辰”，“辰”代表希望。

几个月前，尹晓炜发表文章的公众号宣布停止更新，向女工们告别：“我们相信，就算没有了我们，大家还是会继续在自己的舞台上，以创作滋养勇气，活出尊严，让微小而确切的声音成为互相支持的力量。”

尹晓炜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通知，写道：曲终人未散。感恩相遇，前路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