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勇气》--第二章1

第二章

一种恐惧文化——教育和分离的生活

日复一日，

我振翅寻觅，温恭求真，

却深感难尽人意：

我的心声、呼唤，没人理，

世人啊，

只信实、崇强、斗力！

我雀跃，朝求知之家探求——

拥抱每一过错，像找回久失的孩子，

鼓翼奋飞，

带迷路的孩子家归。

利笔伸正义，

力透纸背。

我为正义伸张：像上面解释——

唉，正义的名堂繁又长。

申辩正义也孤独难当。

    ——威廉.斯塔福德《受启发的导师》

01

剖析恐惧

如果想发展和加深对优秀教学起关键作用的联结能力，我们必须先看透这种不合常理的但又强势的“分离”生活，并抵制之。学术文化是如何和为何阻挡我们过一种联系性的生活?又怎么样和为什么怂恿我们把自己和我们的学生跟我们的学科相脱离，使得教和学脱离我们自己的心灵?

表面上，答案似乎很明显：我们被一种隔离教师和学生的等级系统所分离，被学科分门别类的知识领域所分离，被教师和学生都得提防的同辈竞争所分离，被一种使教师和管理者产生意见分歧的官僚主义所分离。

当然，教育体制充满了分离的结构，但是把我们的分离都归咎于教育体系，就使得所谓外观世界比内心世界更强大有力的神话长期存在下来。假如这种外部的教育结构不是植根于最压迫我们内心世界的特征之一——恐惧，就根本没有力量将我们分离得如此之深。

一旦没有我们的支持，这些教育结构就会崩溃，这表面看来是天鹅绒革命的学术版本。但事实是，我们和教育结构联手，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其“改革”操劳烦恼，就是因为它们如此成功地利用了我们的恐惧。恐惧是一种使我们和同事、学生、学科以及我们自己相分离的东西。恐惧关闭了一切“求真试验”，也禁锢了我们教学的能力。恰恰是那些“求真试验”，能让我们编织一张更广泛的关系网。

从小学开始，教育成了令人恐惧的事。从当学生起，我身处太多充满恐惧的课堂里，这种恐惧导致许多天生热爱学习的孩子产生憎恨学校的念头。作为一个教师，当我让恐惧占上风时，不管是教学时我恐惧学生还是我弄得学生恐惧我，我都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作为同事，我们的关系常因恐惧而疏远。恐惧几乎渗透进所有教师和管理者的关系中;而且恐惧是管理工具袋中的一种权威的管理工具。

我教书教了30年，至今仍感到恐惧无处不在。走进教室，恐惧在那里，我直觉得陷入恐惧恶浪中；我问个问题，而我的学生像石头一样保持沉默——恐惧在那里，好像我逼他们去背叛他们的朋友；每当我感到似乎失控，诸如给难题难住、出现非理性冲突，或上课时因我自己不得要领而把学生弄糊涂，恐惧又在那里。当一节上得糟糕的课出现一个顺利结局时，在它结束后很长时间内我还恐惧—恐惧我不仅仅是一个水平低的教师，还是一个糟糕的人。可见我的自我意识跟我的教学工作连接得多紧密。

我恐惧，我的学生一样恐惧，他们的恐惧决不在我之下，尽管当年刚开始教书时，我想当然地把这一事实丢在脑后。那时我觉得自己站在教室的前面，袒露无遗，随时出丑，惶恐不安，再看我的学生，躲在他们的笔记本后面，匿名隐藏于人群中，安全得令人嫉妒。

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应该都记得，学生也是害怕的：害怕失败，害怕不懂，害怕被拖进他们想回避的问题中，害怕暴露了他们的无知或者他们的偏见受到挑战，害怕在同学面前显得自己愚蠢。当学生的恐惧和我的恐惧混合在一起时，恐惧就以几何级数递增——这样教育就瘫痪了。

假如我们把致力于外部教育体制的改革家的某些能量转到驱除内心恐惧恶魔上，我们将在教和学的创新道理上迈出关键的一步。我们不再需浪费生命教育结构的变革。我们能通过解读恐惧，用自我知识的力量去克服种种分离性结构。

使我们无法摆脱教育体制的恐惧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又似乎很明显：如果我不顺从体制权力，我惧怕失去工作，失去形象和地位。但是这样解释还不够深刻。

我们和分离的结构连成一气，因为分离的结构承诺可以保护我们对抗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之一——恐惧和异己的他者直接相对，不管“他者”是学生、同事、学科，还是一种内心自我矛盾的声音。我们恐惧遭遇他者可以自由地成为他自己的情景，恐惧直面他者说出他真实的心声， 恐惧面对他者向我直白我可能不希望听到的实话。我们想要的是符合我们开出条件的相遇，以便我们能够控制其结果，以便他们不会威胁到我们关于世界和自我的观点。

学术制度提供许多保护我们免受直接相遇威胁的方法。为了避免与教师正面交锋，学生埋头于笔记本中并保持沉默；为了避免与学生正面交锋，教师可以躲在他们的讲台、资历证书和权力后面；为了避免和同事正面交锋，教师可以躲在他们的学术专长后面。

为了避免和学习的学科正面交锋，教师和学生同样可以躲在乔装的客观性后面，学生可以说:“不要让我去思考这些材料——只给我事实。”教师则说:“这些是事实——不用去思考它们，直接记住就行。”为了避免和我们自己正面交锋，我们可以学习与自我疏离的技艺，学会一种过分裂生活的本事。

这种对正面交锋的恐惧，实际上是一系列始于对多元性的恐惧。只要我们栖身于这样的世界，即通过让我们不接纳他者而达到单一的世界，我们就会抱定这种幻想：我们可以把握我们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毕竟，不存在挑战我们的“他者”!但是，只要承认多元主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观点不是惟一的观点，我们的经历不是惟一的经历，我们的方式不是惟一的方式。这时，那些我们赖以建构我们生活的所谓真理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假如我们接受多元性，我们又会发现自己到达下一层恐惧的门阶：当不同的真相相遇时，对冲突的恐惧将随之而来。因为学术文化只相信一种冲突形式，一种被称为竞争的赢一输形式，作为竞争者，我们恐惧直接交锋，在这种竞争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了逃避与“他者”公开较量并分出胜负，我们把这些危险的差别秘密地藏起来。结果发现差别越来越大，我们也变得愈加分离了。

如果剥掉对直接冲突的恐惧，我们会发现第三层恐惧，即恐惧不断地失去自身认同。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此深地认同自己的思想，以至于当进行竞争性的交锋时，我们冒着不仅仅是争辩成败的危险，而是失去自我意识的危险。

当然，比赢一输这种竞争形式更富有创造性的冲突形式是有的，如果能够在冲突中获得自我发展的话，这些冲突的形式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学术文化对这些更富有创意的形式了解有限。例如，多方意愿归一型决策就是富有创意的形式。在这里，大家都是赢家，没有人需要输;在这里，“赢”意味着更广阔的——而非个人的——自我意识在遇上冲突中涌现；这里，我们体会到自我不是用来自卫的一块草皮，而是不断扩大的能量。

若我们接受了这一事实：多元性会给我们更多空间，创造性冲突、“赢”而“输”会给我们更多希望，我们仍面对最后一种恐惧，即同他者的生命相遇会挑战我们——甚至迫使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多疑:：这个世界真的不那么照顾我们！严肃地说，他者经常引起转变，召唤我们不仅接受新的事实、思想和价值，而且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令人恐惧的。

我们对生命相遇的不同恐惧不单是由师生一个个带入教室的个人情感，也是一种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个领域里运行的一种文化特征。我们实践着一种恐惧的政治学，在那里候选人是通过利用选民对种族和阶级问题的焦虑选举出来的。我们在一种恐惧的经济中做生意，在这里，“赚钱与花钱”受消费者担心跟不上邻里的时尚所驱使。我们首肯对恐惧的种种信仰，这些信仰滋生于我们对死亡和诅咒的恐惧。由于我们生活在呼吸恐惧空气的文化中，已很难看出我们的教育是多么可怕——更不用奢谈想象出更多的教与学的方式了。

本章集中分析病态的恐惧，但是恐惧也可以是健康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破解恐惧，许多恐惧就能帮助我们生存，甚至帮助我们学习和成长。我恐惧我的教学很糟糕，这种恐惧或许不是一种失败的信号，而是关注我的教学技艺的一种证据。我恐惧某个话题在课堂上会突然出现，这种恐惧或许不是警告我逃避这个话题，而是发出一个信号：这个话题必须注意。我恐惧在那危机四伏的个人和公众交接处教学，这种恐惧或许不是濡弱胆小，而是坚定了我的信心，去冒这个凡出色教学都需要冒的风险。

恐惧在学生的生活中也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当加缪(Camus, A. ) 在书中写到“旅行给人的价值就是恐惧”时，他的话非常适合于描述优秀教师与学生共同穿越陌生的真理景观的尝试活动。当我们遇到陌生事物，并且被迫挑战去扩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自身认同和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感受到加缪提到的恐惧——这种恐惧让我们知道我们处在真正学习的边沿上:“事实上，有时，当我们远离自己的国家……我们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恐惧控制着，被一种想回到旧的习惯保护下的本能欲望拽住……在那个时刻，我们焦躁不安，但也有所感悟、有所触动，因此稍微一碰就使我们浑身颤抖。我们穿越了一片普洒大地的阳光，那正是永恒圣地。

这种能够使得人们对真正的学习有所感悟、有所触动的恐惧是一种健康的恐惧，这种恐惧能提高教育，而且我们必须找到激励它的方法。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对付那种使得我们自我封闭、无动于衷的恐惧，这种恐惧会割断我们跟人密切联系的能力，会破坏我们教与学的能力。

我想检讨发生分离的三个地方:在学生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自我保护的心灵中和在我们主导的认知方式中。要摆脱病态的恐惧，我们既不能靠技术手段也不能靠结构改革，而是要深人了解恐惧主宰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