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性平等观念的差异

平等作为一种对人性的描述，在中国，早在先秦就已经被确立下来。彼时，虽有人性善恶还是无善无不善之争，但是在每个人的本性都是相同的这一点上却是被各派认同下来。人虽然有力气、智力方面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按照儒家讲，并不影响其行仁义的能力；或者按照道家讲，由道或天看来，万物齐一，那点差别根本就不算什么差别。

而在西方，人性的平等观念的产生却要大费一番周折。古希腊哲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性是不同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城邦里的人分为三种，他们在出生时，神分别在他们的灵魂中注入了不同的金属。最优秀的统治者被注入了黄金，其次的护卫者被注入了白银，最后的生产者被注入了黄铜或铁。虽然人在出生时其灵魂被注入什么金属存在着一定的随机性。但是其决定权并不在我自己而是在神。而一旦出生之后，人类之中就是有等级差别的，拥有黄金的灵魂的人就是应该去做统治者，人后天的努力并不重要。或者说，如果努力是一种特质，这至少大部分也是由神在注入不同的金属时已经被决定的。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始终认为，人有自由人和奴隶之分。甚至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有本质上的区分。虽然斯多亚派对人性的平等做出了一定的思考，但是在西方真正确立起人性平等要等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的确立。

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然而这种平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描述性的平等概念不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性平等是规范性的。因为这一传统强调的是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但是人就其本性而言是否平等，这仍然是不确定的。甚至，人在上帝面前是否平等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上帝并不会拯救所有人，而由于上帝的全能，祂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拯救谁，那些注定被拯救的人和那些注定不会被拯救的人，实际上也形成了本质上的差别。圣奥古斯丁就说过：“从天上到地下，从能看见的到不能看见的，有些是善的，有些比另一些更好。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平等的。”人性不平等的观点在西方是如此根深蒂固，也正因为此，人性平等的观点在近代西方才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但是基督教至少给人以一种希望，神爱世人，在这个意义上，人在上帝面前确实是平等的。这样的平等形成了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如果在上帝那里，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在人世间人也应该取得一种平等的地位。这种规范性使得基督教对那些现实中受到压迫的民众特别具有吸引力，例如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和在奴隶制中的黑奴。

而在中国就是另外一种景象。儒家是对中国政治生活最有影响的学派。以儒家为例，由于相信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们表现出来的罪恶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于是儒家希望改变人们成长发展的环境，使得人人都可以成长为好人甚至圣人。具体来说，就是对教育的大力提倡。这甚至可以解释在儒家文化圈如今尚存的填鸭式教育。之所以对每个人灌输圣贤说过的话，前提是认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中获得收获，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是有教无类的传统。西方深受人性有差别观念的影响，在教育中强调个性发展。今天的西方对个性的强调是建立在平等观念基础上的，但是近代以前在不平等的社会体制中，个性不同实际上为等级差别奠定了基础。在学校中依照孩子的个性来教育而不是努力去塑造孩子的个性，这只会使得普通民众和精英的孩子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在平等的人性观念下，因材施教使得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成才；而在不平等的人性观念下，因材施教只会使阶级进一步固化。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从乡塾到太学的公立教育体系一直很发达，而在西方公立教育至今仍然明显落后于私立教育。

在中国，教育的结果是学而优则仕。王侯将相并非生而为王侯将相，只要一个人有学识、有德性就可以拥有政治地位。儒家又观察到经济生活对一个人德性的影响，因此大力倡导轻徭薄役和井田制度，这是为民制产，有恒产才有恒心。在这种平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健全的考试选拔制度。民众的上升渠道相对于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开放的。西方各国所谓朝代的更迭不过是一个贵族家庭取代了另一个贵族家庭，以至于各国王室其实都沾亲带故，无非就是那么几家。然而中国朝代的更迭则可能带来社会阶层的很大变动。

描述性的人性概念缺乏一种应然性的力量。在启蒙时期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概念。因此才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当描述性的人性平等概念在古代中国的制度中固化之后，就难以出现一种变革性的力量。也许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有人性平等的观念，但最终并没有产生出类似近代西方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