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封建城堡社会成熟期——周允许盟友和降敌“封建”
2.2封建城堡社会成熟期——周允许盟友和降敌“封建”
商代分封多,封建主就多。封建主一多,受养人就多;城堡一多,战争的摇篮就多;商代的战争行动大大增多[1]。
到了周武王伐纣之前,穷兵黩武的商殷已经穷途末路。
武王伐纣的理由是什么呢?
武王跟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鸡飞狗跳,天命就要更改了。
看来,天意也是会变的,不是说天意传授给你这一姓,就永远属于你这一姓。
天意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天会把这个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什么样的人呢?
周朝领导者思考的结论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意思是,老天爷跟任何人都没有亲戚关系,只会帮助有德之人。
什么才是有德之人呢?就是有能力做到公正公开地取得物质收益且仗义疏财的人。
纣王享用物质太多了,所以失德。周王朝的解决的方案是,用礼乐及刑罚达成新的契约。
正如英国大宪章运动时期一样,英国贵族们也认为英王享用物质太多了,解决的方案是用法律达成新的契约。
周朝领导者还找到了识别天意的另一种方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
通过民意,可以识别天意。
这是不是说民意就等于天意呢?
不是。天,代表了整个宇宙,是最大的整体。黎民百姓,只是这个宇宙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因此,民意只是天意的一个部分。
后来,孟子总结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再后来,孟子这一大段话被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用今天的政治学术语来说,政权要长久,必须要有民意的合法性。
从此,桀纣成了暴君的代名词。尧舜,则成了圣王的代名词。
儒家志士后来能成为所有王朝的太子(接班人)的老师,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学则为尧舜之君,不学则为桀纣之君!”
那么,到底是学什么呢?有这么大的功效?
从今人的眼光看,桀纣都属于智商高、情商低的人。所谓情商低,就是不懂得体会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就得不到别人的心。
我们今天的小学、中学、大学,有那么多的课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哪一门课程是教我们如何得到别人的心的?一门都没有。这些课程全都是提高智商的,都是培养理性的,都是回答“为什么”的。而人类的情感,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不需要去问“为什么”的。
作为人,自己的情感是需要发泄的,别人的情感是需要去体会的。可是,如何发泄自己的情感才恰当,不过分?如何才能体会到别人的情感?这是需要学习的,不是天生就可以做得好的。然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内,缺乏这样的课程。于是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存在智商高、情商低的现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大学生会做很多数学难题,可是连怎么跟父母相处得融洽都不会,更不要说跟领导、同事相处了。
西方人培养情商的课程在哪里?在他们的宗教(基督教)里。
中国人培养情商的课程在哪里?桀纣的时代,还没有系统的课程,直到孔子才系统地整理出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就是所谓的“六经”,又称“六艺”,是儒家的经典。
因此,“学则为尧舜之君”的学,就是学习六经,学习儒学。
正因为得人心,周武王不但受到本部落的拥护,而且联合了许多“友邦冢君”。誓师动员的时候,还特别说明不打主动投降的敌军(《尚书·牧誓》:“弗迓克奔”)。
武王灭商后,如何来治理这么大的地域呢?
办法就是把同姓宗亲和异姓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以屏周室,从此中国正式进入封建时代。所谓封建,是指封土建国。
中国的夏商周都是封建社会,商和周的“王都”,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的首府,都是普通的封建城堡(含四周辖区),顶多比其它封地或城邦大一些。“天子”或“国王”只在世袭名义上受到贵族或其他封建主的拥戴,无权调动贵族封建主的军队,也无权向封建主的供养人征税。他们可以要求后者在军事上的支援和经济上的朝贡,但无权自行调动后者的军队和直接向后者的供养人征税。从经济行为上来看,他们与后者没有任何不同(前者也有义务在军事上支援后者,而且通过“赏赐”的形式回报“朝贡”)。
封建城堡的社会结构十分简单:城堡主人是封建主,世世代代不变,不管是称王,称公,称侯,还是称伯,除非开兵见仗,没有别人来降他的格。
周武王不但分封本部落的氏族和非本族的朋友,也分封敌方的后代,封纣王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并设立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三位武王的兄弟监视在武庚的近旁。
天下由亲戚加朋友来管理,大家象一家人一样,有事就互相帮忙,本以为这种模式可以使天下太平,结果周武王在灭商后二年去世,周朝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武王去世,儿子继位,称周成王,由于年龄幼小,故由周公摄政。
周公旦:旦是名,本姓姬,周公是封号。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是文王的第二个儿子。
由于周公摄政,引起了很多人的猜疑,特别是管叔,作为文王的第三个儿子,有理由认为周公拥立成王是为了不让自己继位,从而周公自立。于是谣言四起,使得成王对这位叔叔起了疑心,把周公“下放”了。
周朝内部产生隔阂,武庚、管叔、蔡叔、霍叔以为有机可趁,遂联合起来造反。一场足以使周朝覆灭的大危机近在眼前。
天佑周朝。周成王在无意中发现周公早年的一篇“亲情”祈文,才深受感动,让周公东山再起,重主朝政。
这篇祈文记载在《尚书·金滕》之中,展现了周公的心智和亲情,下面是现代汉语的译文:
列祖列宗,您们的孙儿周武王患了很重的虐疾。如果您们想要个儿孙随侍左右,就让我姬旦来替他吧。我这个人性格很顺从,待人很随和,还有很多技艺,所以由我来伺候您们,您们一定会满意。您们的那个孙子周武王没有我这么多技艺,伺候不了您们,所以由我来替他去伺候您们最合适。再说,当初周武王接受您们的委托,是在庄严的帝庭上。现在,他没有辜负您们的希望,把您们留在地上的子孙领导得很好,还造福了四方,四方的人没有不敬畏咱们老姬家的。先王们啊,千万别让武王去伺候您们啊,别把当初授出的使命收回去呀!这对您们不也是有好处的吗----永远会有人来祭奠您们的!
周公有点儿“偶然性”:即使他不忠于成王,夺了侄子的天下,也不会影响群体延续,就像明成祖夺了侄子的天下一样,何况成王还冤屈了周公。
从西方历史来看,这个“偶然性”简直就是“多余”:西方的法律基础是人人都“恶”,有权有势还大讲仁义,这不是“犯傻”吗?人家想要还要不着呢,周公可好,到手的烤鸭都让它飞了!
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周公。
从一朝一代来看,周公这么做是有点儿多余,但是,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来看,周公为中华民族的心智发展奠定了一条以“善”为基础的路线。
中国的环境条件比旧大陆的其它古文明严酷,如果没有周公,没有孔子,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团结统一地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死而复生。
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勇于克制自己的伟大精神,全人类历史都会失去参照,失去座标,仿佛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唯一方向。
其实,“克己复礼”也是一种进化。当全球的环境越来越严酷的时候,这种进化更能够接受物竞天择,更能取得群体“优胜”。
周公和耶酥不同:周公做了没说,不要求别人配合,千年之后,认同的人越来越多;耶酥说了再做,要求别人配合,千年之后,怀疑的人越来越多——当初说的东西总是实现不了,推诿解释的东西越来越多。
“做了没说”,是指没有对别人说,不要求别人按自己说的做。
周公旦的这篇祈文,在现代人看来是一种“说”,但是在三千多年之前,人们笃信鬼神,那篇祈文就不是“说”,而是“做”。这有点儿像现代一些处世认真的年轻人,初恋时第一次说出“我爱你”的时候,不只是“说”,而且是一种“做”。
难怪周成王读了这篇祈文之后,完全信任了自己的叔叔。让周公东山再起,重主朝政。从此,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配合、坦诚互勉的关系。“心智”不是用于互斗,而是用于互助,才有了周公制礼作乐,以身作则,奠定了八百年王朝的制度规范,奠定了相互协调的文化根基。
周公出兵平定三监之乱后,第二次分封诸侯。
诸侯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来交往,才能避免再一次的战争?
周公进行了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制礼作乐”。
什么是礼?
用今天的话来说,礼就是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换成经济学术语,礼包括了人们收入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今天有些人受法国大革命中“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规则,是不好的。这其实是错误的看法。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人们都处于不同的分层与分工,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接受的常识。分层与分工,不就是等级制度吗?礼不过是用明文规定的形式把人与人的差别标示出来,方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清楚应该如何跟其他人交往和相处。一个人一辈子交往的所有的人,无外乎上下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儒家称之为五伦。如果大家都知道如何遵循五伦关系,这个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了。
周公给诸侯们制定的礼是,将诸侯的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最高的是公爵,只有三家,宋国,鲁国和陈国。像宋国,是商的后代,武王的天下本来是商的,所以尊他的后代,也为了安定商朝的遗民,封了公爵;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他辅佐武王和成王,制定《周礼》,平定三藩,功劳最大,所以封了公爵;再一个陈国,他是舜的后裔,是武王的姐夫,也封了公爵。第二等是侯爵,除了以上三国,较大的侯国都是侯爵,像齐国、燕国、晋国,秦国始封时只是伯爵,称秦伯。楚国只有子爵。
周公不仅没有彻底打倒前朝政权商,反而封商的后代为公爵,“既承认新政权有其独立的合法性,又不否认旧政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使新统能和谐地容纳旧统,从而能够克服政治生活中的仇恨与残酷,能合理有效地解决新统与旧统之间的冲突”[2],这种政治宽容精神被后来儒门中的公羊学家称为“通三统”。周公开创了大一统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先河。
中央分封各路诸侯后,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再分。诸侯一般将中心地区留给自己,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于是,全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周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结构。
周公为各个等级的诸侯之间的交往制定了相应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通过朝鄞、盟会、锡命、军旅、祭祀、藉蜡、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配等具体礼仪将政治、道德、宗教、军事、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社会各方面的规范和秩序以“礼”的形式来实现。
以《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记载为例,依照侯、甸、男、采、卫、要六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嫔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这种朝贡制度,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朝贡和赏赐的交易互利制度。
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社会就无法和谐。因此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辅相成。
“乐”是配合各种礼仪活动而制作的音乐。“乐”的功能是,以音乐节奏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情绪——喜怒哀乐,产生同类的感觉。例如,奥运会中,天下华人一听到中国国歌响起,立刻意识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军队里一唱起军歌,士兵们就立刻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士气高涨。
所以,“礼”讲究差异,“乐”则讲究和同。
有别有和的礼乐制度,带领周朝进入了封建城堡社会的全盛阶段。
周公制礼作乐,以身作则,奠定了八百年王朝的制度规范,奠定了相互协调的文化根基。
周公的人格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孔子(《论语·述而0705》),又通过孔子,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周公。后人心目中的“圣人”是周公和孔子。
儒者常说的“内圣外王”,就是指内心以圣人为榜样,外在行为以君王天下为重。
周公严以律己,同时以“礼”待人:他把周武王的制度创新用文字永远地固定下来。这些知识经过后人的发挥,总结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之中。直到近代,“三礼”仍被称为“文明的蓝图”。[3]
周公制礼作乐,绘出了“文明的蓝图”,奠定了长治久安的根基。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全世界历史上,延续最长久的封建城堡社会。
[1]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62年,第36~37页
[2]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3—314页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5,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