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生活4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自省是一种美德。古往今来，儒术之信徒在人数上应该不比基督徒少。苏格拉底似乎也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的话。“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不仅铭刻在戴尔菲神殿的门柱上，也铭刻在西洋自由睿智的灵魂的心里。我自认没资格充当两位先贤的门徒，但反观自身的做法还是有的。我常常审视自己。即使毫无顿悟之得，也能自得其乐。自审之于我，与其说是一种习惯，倒不如说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的自审并不借助于镜子之类的外物，也不强求有得，不求甚解，也不当“法官-忏悔者”，而只是纯粹的思索而已。我不说“我思故我在”或者“我觉故我在”之类的话，我只是“思”，我的目的和最低要求也止于“思”，能“思”我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有时我静下来时，会想到长源村。我并非执意不去长源村，就好像那里有我的仇人一样，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起过要去那里的念头？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明知道去那里看看会加深自己对深圳的印象和理解，了解深圳这座城市不一定要看清它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了解一部分就可以了，一滴水中见太阳嘛。可我就是迟迟不去那里。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我想，在长源村这个问题上，我显得很可笑，也许我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迷茫，飘忽，自欺欺人。

        我是一个极端迷茫的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多时候我感到无所适从，好像无所谓的样子，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似乎对我意义不大。这是一种绝对真实的人生状态。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估计也跟我差不多。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长源村就是一个证据。我还有另一个铁证。到达深圳的那一天，看到的东西使我感到新奇，也有点兴奋。等到新奇兴奋劲一弱，一个问题马上产生了：接下来去哪里？那是我来到深圳的第一个最现实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该去哪里，到那里落脚呢？完全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人已经到了深圳，该怎么融入这里，是不是需要融入这里，我不知道。我曾经想过来这里看看所谓的“深圳速度”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的脚真的踩在深圳坚实的地面上时，我不想隐瞒，那一刻我突然想要离开。

        有的人可能会羞于承认自己做过自相矛盾的事情。因为那样会显得很蠢。我不是。我不认为做出自相矛盾的事情是一个人的愚蠢所致。实际上人常常会做些自相矛盾的事情。人是有智慧的，但人的那点智慧尚不足以完全认清自己。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意志力也没有想象的那般强大，因此人会表现得复杂多变，做着自己厌恶的事，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你完全没有把握下一秒钟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可能会这样，也可能会那样。你也不敢太肯定十年后你会是警察还是罪犯。或者具有双重身份。有些事情你做了，尽管本意是好的，结果却造成了坏的影响。这都是有可能的。在我看来，自相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很难根除。也说不上好或者坏。既然这样，那么，有什么好羞愧的呢？

        离开的念头尽管最终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那个念头还是产生了作用，使我显得犹疑不定，狡猾，像是想逃脱某种东西。那种短暂的博弈令我着迷，我把它称作“瞬间逆行”。它将我的叛逆天性展现无遗。叛逆是崇高的，是创意的摇篮，是发展的保障，是牛虻，是马丁·路德，还是拜伦的诗、弥尔顿的歌颂，使人类免于堕落的武器。神圣的瞬间逆行，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自由。我试着解释，将突然想离开的念头视为一种神的启示，除此再无其他可能。这是否隐喻：我的深圳之行将是一趟失望之旅？

        我在火车站广场来往的人潮中漫无目的地游走，左手拖着一只黑色行李箱，里头装着我的衣服、伞、牙刷、牙膏、电动剃须刀、毛巾以及几本小说。我的物品中书籍是必不可少的。我拖着行李箱，脑子里是刹那间想离开的念头。一个奇怪、好玩的念头，突然闯入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正因为它不可时宜，所以才显得奇怪和好玩。我竭力想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会不会是谁——比如上帝——设计的某种程序，就像杀毒软件在某个时刻自动运行扫描电脑一样？如果是，这样有什么意义，或者没什么意义，就像你无意中做的一个手势？我在思考。我在思考吗？难道不是意识的无意义流动？我在思考，上帝会不会发笑？人会发笑。假如这时有人知道我的念头（想离开），知道这个念头产生的背景（我想来深圳）以及我对这个念头（想离开）、这整个事件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的话，他会怎么想？认为我很荒诞可笑、无聊？或者他能否理解一个人脑袋里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只是件普遍正常的事情？他会不会对我那一秒钟里整个存在的真实状况做出这样的判断：毫无意义？可能我的很多思考都是没有意义的，无法体现出价值来，但却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我相信他会的，因为我的思考与他无关，也不能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