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流传甚广的至理名言，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这句话究竟出自何人之口？或许大多数人并不知晓。

我的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在我们相遇聊天的时候，他就曾询问过我这句话的出处，我当时曾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这句话为陈寅恪所说。至于陈寅恪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景之下？或者是出自他的哪一篇文章中？我也说不清楚，但在我的记忆深处，这句话的版权就是陈寅恪先生的。

后来我查到了这句话的出处，是陈寅恪在1929年纪念其同事和挚友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两周年所写的纪念碑铭，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最后一段文字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高山仰止的国学大师，其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可谓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同是国学大师的傅斯年曾这样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对于熟悉陈寅恪和他学问的人来说，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但对于当代青年人来讲，陈寅恪却又是一个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名字和他的学术成就，被湮没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也许是他的学问太过深奥，也许是他的学术成就太过久远，普通的读书人是无法理解和认识的，甚至读不懂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也许只有专业博士、研究员或历史学教授，才能领略其学问的博大精深，我们作为普通的读者，只能期待着有能力的学者去不断地挖掘和研究他的著作，做一些普及性的研究和解读，让我们能够近距离地去认识他，让他离我们的生活近一些，再近一些。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能够被称为思想家的人并不多见，但仅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10个掷地有声的字，陈寅恪就无愧于伟大思想家的称号，因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和价值取向，它像一盏指路的明灯，永远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也必将成为开启二十一世纪新时代思想和文化的旗帜。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人。出生于清末官宦之家，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而陈寅恪的夫人唐筼（1898—1969）是广西人，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夫妻二人可谓是门当户对，因为双方都是名门之后，也都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和学院式教育，而且也都是才识过人，只是因为丈夫陈寅恪的才华和名气太大，唐筼才不被世人所知。陈寅恪和唐筼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其时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不要说在那个年代，即使在当今这个时代，也绝对属于晚婚。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温柔、善良和贤惠的知性女人，唐筼在遇到陈寅恪之后，就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丈夫身上和家庭之中，承担了陈寅恪秘书和助手的工作，要知道陈寅恪患眼疾多年，很早就双目失明了，如果没有夫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恐难有精力和毅力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唐筼绝对是“中国好妻子”的典范，二人年龄相差8岁，没有办法做到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却几乎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二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仅仅相隔了45天，这对历经人生苦难和精神磨难的夫妇，真正做到了人生旅途之生命相依、生死相随的境界。

国人一向有叶落归根的世俗和传统，但陈寅恪夫妇的灵魂，直到2003年6月16日才魂归故里，长眠于庐山植物园内，而这一天也恰是陈寅恪113岁冥诞，不知是因为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期间辗转反侧的复杂经历，让了解此事经过的人唏嘘不已，如果没有画家黄永玉老先生的持之以恒的斡旋，其最后结果还未可知，至此，一代国学大师终于入土为安。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曾著有一篇博文《拜谒陈寅恪墓》，将其所见录于此：“这是一座造型异乎寻常的墓碑。几块未经雕琢的石头并立在一起，一块高一些的柱石上面镌刻着碑铭：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背后刻立碑人，即陈先生的三位女公子和庐山植物园。另一块横置着的石头上刻着黄永玉先生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署名：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

如果我有机会去庐山旅游，也一定会去前往拜谒陈寅恪先生，在其别致的墓前，或默默地或大声地诵读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自古以来，文人骚客的逸闻趣事，最令国人津津乐道，而发生在陈寅恪身上的趣闻也不少，他是学贯中西文化的大家，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游历了西方许多国家，他先后去过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在多所世界著名大学游学，陈寅恪的怪异之处，就是在于他求知识而非名利，求学问而非学位，以至于他1926年6月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竟拿不出一张大学学位文凭来，当时的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有碍于梁启超的极力举荐，才接纳和聘用了他，梁启超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也是著作等身之人，但陈寅恪的学问在我之上。”陈寅恪由此成为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其他三位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当时和后人都称之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

当时清华的教授和学生早就耳闻了陈寅恪其人的学问之大，等到先生授课之时，学生们还是被其博学惊呆了，甚至很多教授都争先恐后地前去听课，并以此为幸事，成为当时清华园的一景，因此陈寅恪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称誉，传说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就是每堂课必到的听课者之一，由此可见陈寅恪学问和授课的魅力。

著名画家陈丹青于2001年为纪念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所创作的画作——《国学研究院》，就是表现这一时期的作品，只是这幅画上多了一位吴宓先生，时任国学研究院的主任。陈丹青以非凡的画笔，描绘和刻画了五个人的不同形象特点，使人物的精神和气质跃然纸上，整个画面具有一种浓郁的怀旧氛围，五位国学大师貌似正穿越时空，迎面向现代的中国走来。

清华大学国文考试题的趣闻，在清华园乃至社会上流传甚广，其中以“孙行者”对对子和作文《梦游清华园记》而广泛流传，传说出题者就是陈寅恪。

清华出身的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90年校庆时，曾写了《清新俊逸清华园》一文，回忆自己当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就是《梦游清华园记》。

无独有偶，2006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曲向东采访同是清华出身的钱伟长时，钱老回忆自己1931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理化和英语一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而历史和国文却考了满分，历史卷考的是24史，而国文作文题目就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写了450字的赋，历时45分钟，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尽管季羡林和钱伟长都是国宝级和大师级人物，但二人的记忆却有很大的误差，因为季羡林是1930年入学，而钱伟长则是1931年入学的，他们当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不可能是同一个题目，这是基本的常识，那么，谁的记忆有误呢？

200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卞毓方撰写的“《梦游清华园记》考”的散文，他曾就此专门到清华图书馆查阅史料，在三十年代《清华周刊》的某一期查到了，原文引录如下：“清华大学1932年的国文题是：1.试对下列对子：（甲）少小离家老大回，（乙）孙行者。2.梦游清华园记。附注：此题文言白话皆可，但文言不得过三百字，白话不得过五百字。”卞毓方的这个考证，应该说是准确无疑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季羡林，还是钱伟长，他们的记忆都是有误的，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1932年他们都已经是清华大学的在校学生了，而清华大学1932年的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同样会给他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以致直至暮年，对那段清华往事，还留有模糊的记忆，只是岁月的年轮，让他们模糊了自己青春时的记忆，毕竟是70多年的往事了。

今年已经七十有三的卞毓方先生，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学者，其散文的写作，颇得业内人士和读者的高度评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为尊者讳，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考证了这一轶闻的误传，澄清了历史的真实，虽然这不是什么严肃的学术问题，但其追求真理而不盲从大师的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晚辈们学习的。

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试题是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陈寅恪出的，而陈寅恪也是在匆忙之中所为，因为次日他要去往北戴河休养。及至三十几年之后，陈寅恪谈及自己当年出题的意图，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玖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

而以“孙行者”对对子，当年可是考倒了大部分的考生，因此当怨声载道声起之时，陈寅恪提出四条出题理由答复：1、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应用。2、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3、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考察考生思想条理。此言一出，抱怨之声即刻平息，进而升起的是对陈寅恪的仰慕和崇敬。

1998年北京大学100年校庆之时，我曾与女儿一同游历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其目的就是让女儿感受一下中国最著名学府的环境和氛围，在畅游燕园和清华园时，虽然我心生许多感慨，却由于笔拙，未留下任何文字，但这段游历北大清华的经历，相信对女儿的一生，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算是我尽到了一点为人之父的责任。

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也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名单之中，与陈寅恪有亲戚关系的傅斯年曾极力游说于他，但他却也没有追随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人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但他的滞留，并不是因为追随新政权之故，否则他就会留在北平，等待新中国的诞生，而是带领妻女偏居广东岭南大学，做一个不问政治的学者，几年之后，又因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故，他又被调到到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长眠在那里。

陈寅恪曾于1910年和1921年两赴德国柏林大学游学，可以说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过德文版的《资本论》，能够阅读德文版的《资本论》，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一百多年来，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后来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资本论》，大多从英文、俄文或日文转译的为多，即使是中文版的《资本论》，能够认真研读的人也并不多见，这倒不是不学习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因为《资本论》对于普通人来讲，也确实是太过深奥了。

陈寅恪的学术境界，不是普通的学人所能效仿和达到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其学问的博大、精深和深奥而忘记他的存在，因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文脉，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