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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仁人志士的思想大碰撞

2021-10-15  本文已影响0人  不如乐之

《北京法源寺》是李敖作为政治犯被关押期间所写的几部小说之一。该历史小说以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为故事背景,描述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李十力等一批中国志士为中国的振兴所做出的努力和活动。

该书不是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各种秘闻;也不为表现现代小说的技法。该书的特色是大段、大段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辩论:包括康有为和余法师之间、谭嗣同和梁启超之间、谭嗣同和大刀王五之间,谭嗣同和日本使馆人员之间、康有为和李十力之间,等等。

辩论的内容涉及大量重要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已、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

阅读该书,一大收获是:历史事件一定要放在历史背景中去思考,才有意义。

比如说谭嗣同的选择。变法是流血最少的改革方法,虽然成功的概率非常低,但既然光绪帝都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命运,士为何不能赌一把。只是他们赌输了,但是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走改良道路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并不傻,反而是当时中国最有文化,最有见识的人。道路是试出来的,做试验的人要牺牲。我们看历史书,是从事后的角度去看,也就是从未来的角度去评判当时的人物和事件,这种评判是不公正的。因为事前很多事情都是不可知的。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只要选择是好的,也愿意一试,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仁大勇,怎能不让人钦佩。

改良派失败的终点,就是革命派成功的起点。而正确道路是用命试出来的,不是分析得到的:

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止是个人而是集团。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种种可能。 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有办法。

因此,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选择不同,革命派最终胜利了,但是他们同样伟大。历史没有简单的对错可言。

康有为晚年一直坚持君主立宪,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不现实,但是其思考的问题是存在的,即革命打破了几千年国人的精神支柱,却无法提供新的稳定的精神支柱。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裆国专制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有影响力。

阅读该书,一大反思是:佛学的道德要求对现实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相信,大部分看过《北京法源寺》的人都会钦佩谭嗣同阐述的华严“回向”的境界:

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

但这种道德目标其实是一种错误。如果说不犯法的道德水平是60分,儒家的修齐治平就是90分,道家的功成身退是95分,佛学的舍生取义就是100分。那我认为,70分的道德水平才是合理的追求目标。

因为社会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一个超高道德水平的圣贤或者英雄,根本带不动世俗的百姓。

谭嗣同菜市口行刑时的心理想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而且个别的圣贤道德水平越高,百姓的依赖就越严重,百姓的道德水平就越低。这就好比,有一个村出了一个亿万富豪,他经常无偿给村子里的人钱财,以至于这个村的人,从勤劳的农民变成了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国人素质并不太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越穷的地方,当地的人越依赖别人,素质也越低。

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是,把百姓的道德水平目标设定为70分(基本的人道主义、遵守契约、互帮互助)。通过制度、法律和教育保障人们的道德水平从犯法到不犯法,从不犯法到达到70分。

要求不能太高,如果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达不到,再高的标准也没有意义。70分以上的行为,完全由人们自愿去做,不能强迫。

把道德目标设定为70分,那么有志于成为圣贤的人可以自愿做到90分以上。但圣贤要做的重点已经不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而是设计一种制度和法律,推动执行,普及教育去让老百姓的道德水平达到70分。如果一个道德水平只有70分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他的价值将大于圣贤。

其实这就是现代社会走过的路,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伦理学教授,其《国富论》对人的道德水平要求就不是很高。

但是对人的道德水平要求不高,不代表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低。要求70分,但社会水平可以是80分。自古以来,中国的道德水平要求都很高,但是社会水平却可能很低。

阅读该书,一大启发是:完成一个项目,项目负责人可以不是专家,但不能不懂管理或完全不了解相关领域知识。

项目负责人懂管理,又是专家,而且愿意学习是最理想情况,但这比较少见。常见的优秀项目负责人是懂管理,虽然不是专家,但有相关领域知识,算半桶水,同时愿意学习。

失败的项目负责人要么不懂管理,要么完全不具备相关领域知识。如果把治理国家作为一个项目,那么光绪帝是一个不懂管理,不是专家,但愿意学习的项目负责人;慈禧是一个懂管理(或者说善于用人维护自身利益),但不是专家,也不愿意学习的项目负责人。光绪帝败给了慈禧,慈禧输给了时代。他们都是失败的项目负责人。

从公司层面来说,如果一个公司的领导,完全不具备相关领域知识,也不重视学习,想要改革,让公司实现高速增长,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就算这个领导会用人、管人,下面的人没有决策权,被公司领导牵着鼻子往错误的方向走,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失败。如果这个领导还不懂管理,或者公司已经无人可用,那么就更糟糕了。就算这个公司底子再厚,也难免如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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