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锋所指——看《亮剑》

买小说《亮剑》的时候与看到电视剧已相距数年。有电视剧先入为主，本无意再买书，后来偶然看到书评，才知道剧本只是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在书店翻阅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迥异于战争的心酸和震撼。书不便宜，犹豫再三，还是买下了。

就文学作品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一本优秀小说，更像是被移花接木，平添了几分情绪渲染的纪实文学。它没有饱满的人物塑造，没有严谨的文学架构，但是它胜在塑造了一群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更符合历史面貌和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胜在毫不隐晦地展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七年中的失误和挫折，将原来我们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历史事实，残忍地撕开在我们面前，虽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我相信解放军中更多的将领是李云龙式的草莽英雄，当然，我丝毫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我也相信建国后出现的人为性灾难确是惨烈如斯，这不是任何人、任何作品所能掩盖的了得，也不是任何正面宣传、引导所能消化了的，虽然承认起来仍是那么的难为情。相比较几十年来官方正面的宣传，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担当。

仅就军事作品而言，电视剧从人物塑造到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以及作品主旨的提炼与升华，都是成功的，是一部贴近历史且正能量满满的优秀作品。它没有回避共产党将领的“野路子”思维和做法，没有回避他们组织安排的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差异，没有回避将领们在学习、授衔时的缺点和毛病。更可贵的是它塑造了极具代表性的国民党将领——楚云飞，他出身军校训练有素、带兵有方，积极抗日，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同时他对共产党的发展相当敏感，时时不忘打压中共军队发展，在反共的道路上也是相当的坚决。他和李云龙同为热血军人，在硝烟炮火中惺惺相惜，从感情上来说这份友谊超越了党派纷争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使如此，他们战场相见却出手无情，有你无我。这种看似矛盾却又真实存在的军人之交，着实是电视剧的亮点之一。楚云飞离开大陆时手捧一抔黄土，眼中满含英雄之泪，对战争的无奈，对故土的眷恋，实是让人动容。

然而，我想要探讨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作品的主体到底是什么，“亮剑”的含义是什么，到底是谁在“亮剑”,要向谁“亮剑”？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的话，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亮剑的主体是以李云龙为代表的解放军，是向敢于侵犯我们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敌对势力，向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亮剑。所以它对“亮剑”的解释是“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敌手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部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剧本最后李云龙画龙点睛的一段话确实震撼人心。从这个角度上说，剧本比小说要成功很多。但，这仅限于电视剧，远不是小说的诉求。

通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根本就不算是一本军事小说，说它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为过。从形式上看，全书仅有前面一小部分是在书写战争，占书本大部分章节的内容都是在描述建国后的历史。而且，仅就战争场面而言，我相信，与其说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战争的残酷和指挥员的狡黠多智，不如说是向我们还原战争和抗战将领的真实状态，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和宣传中的场景和形象。抛开战争，后面的就是政治了，政治性婚姻、55年授衔、“反右”、三年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文攻武卫等等事件轮番登台。同样，作者仍然不加遮掩的将历史的暗角和人性的光芒通过或真实或嫁接的方式向我们一一展示，或者作者也是把它当成另外一场战争来叙述的吧。

既然如此，那么究竟是谁在“亮剑”，向谁“亮剑”呢？

就全书而言，“亮剑”的主体有三类。其一就是以李云龙、丁伟为代表的职业军人。背井离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而不悔，他们的想法很简单，革命就是为了能够让穷苦人民过上好日子，胜利了就应该好好报答人民。在战争年代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带领他的部队向敌人“亮剑”，而就是靠着这种“亮剑”精神，我们由弱到强，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非战争年代，他们要亮剑的对象就远不止敌人这么简单。当现实社会出现了饿殍遍地、人妖不分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自己用鲜血捍卫的国家尊严、军队荣誉和老百姓的生命遭到无情碾压的时候，他们立刻拍案而起，毫不犹豫地亮出自己的宝剑，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热血沸腾的嘶吼：“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我操他娘的，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作孽啊，伤天害理啊”……这是对党内不正之风，对翻云覆雨的国家政策的无情控诉，这些迸发着血和泪的声音就是一把把刺向各种不公正现象的刀枪剑戟。这样的声音即使放到现在也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的环境下，将军们的血有多热、骨头有多硬。他们的想法简单而真实，他们的情感朴素而真挚，“这个主义那个理论我都不懂，也没兴趣搞明白，但我只认一条理，就是不管什么主义，你都得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不然就狗屁不值……”，相信这是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是高层领导干部内心深处衡量真理的标准，这同时也是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的无情嘲讽。

第二类就是以赵刚为代表的书生式干部。赵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为此弃笔从戎，出生入死而奋斗不止。赵刚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自觉反思党内错误的领导干部，从建国初期对个别干部“李自成”做派的愤慨，到对苏共二十大会议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怀疑，直至对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否定，长期以来他一直思考着党和国家发展的制度化、法制化。

他一直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纪律，处处谨小慎微，但当他发现残酷的现实违反了自己的理想初衷，“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忠奸不分”，“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而自己无力阻止时，那种无奈和痛苦时时折磨着他的良知。最终，在生存和毁灭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鲜见。但是，让人动容的是，即使自己选择了毁灭，他仍然要在总参礼堂大声疾呼，此时他已先人一步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和危害性，也毫不客气的将此与苏联的肃反运动联系起来，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以生命为代价亮出自己的剑锋，以此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良知，呼唤人们认识的觉醒，当然也是对党内危险行动的抗争和反击。从根本上来说，赵刚只是一个书生，是一个刚硬、耿直有责任担当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死无可避免。从这个角度上说，冯楠、田雨都属于此类。

最后一类就是以田默轩为代表的党外人士了。他虽然国民党的独裁腐败深恶痛绝，但是对共产党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暴力夺权等观点也是不寒而栗；虽然对国家充满热爱对党的领袖充满崇敬，但是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的思维和判断。他一直对法律是否能公正得以执行，对党权国策能否得到有效监督持有怀疑和警醒的态度，他在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前十几年已经准确预见缺少法制和监督的国家必将迎来一场浩劫。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较早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自觉且深层次追问党纪国法的人物形象了。

所以他被打成“右派”也成为了必然。

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地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真诚的为自己曾经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忏悔赎罪，书中的沈丹虹就是一个代表。其实又何止是一个沈丹虹，现实生活中如冯友兰、梁思成、金岳霖等文化大师也莫不如此。能让清高孤傲的知识分子低下高贵的头颅，心甘情愿的真诚忏悔，甚至不惜将自己紧紧捍卫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想踩在脚下，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思想改造运动的魔力可见一斑。当然，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为我们曾经的愚昧无知、自以为是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

相比起重压之下一些丑陋的文化人，田默轩从始至终保持着读书人的风骨与尊严，这份气节不因自己地位的高低和角色的转换而改变。“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在风雨如晦、人性泯灭的历史时期，他依然精心呵护着自己的羽毛。“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这是田默轩留在人间最后的语言，这对一生追求民主、法制社会的他来说，这是他最悲痛却也最无奈的一句话。毫不夸张的说，田默轩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在党派纷争不断、政治运动频繁的威权社会里让自己的剑锋时时闪耀着寒芒。

电视剧是喜剧化的，尽管战争环境是残酷的，但是人物形象充满了喜感，人物结局也因为授衔的结束而显得比较完满。相比之下，小说就是一部完完全全的悲剧作品了，所有的主角没有一个得到善终。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英雄手中的宝剑是亮向战争中的敌人和侵略者，是亮向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亮向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世间丑恶现象。而亮剑的主人不仅仅是军人，还包括在各行各业中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社会建设发展不惧险恶、挺身而出的人。

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还原、对民族伤痛的深沉反思、对民族脊梁的崇高致敬，这又何尝不是作者本人亮出的剑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