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三百年】第六章 内忧外患 （八）起义还是造反？这是个问题

在后金忙着镇压以东山矿徒、十三山为代表遍布辽东的起义问题的时候，在一旁的明朝也没闲着，因为同样的事情也降临在了明朝的头上。

天启二年，明军在辽西战场节节溃败广宁失守的同时，后方的山东爆发了一场浩大的农民起义（造反），史称曹州农民起义。

明朝上次的农民起义还是刘瑾掌权的明武宗时期，是1511年的刘六刘七起义，声势之大，差一点就以十万之众兵困京师，弄得京城戒严，兵部紧急关闭九门，召集京城附近勤王之外，还急调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边军，开启了明朝第一次调操边军的先河，事态紧急可见一斑，直到第二年明军集结十万兵马在湖北黄冈击溃刘六，在通州（江苏南通）全歼残存刘七等人，这场农民起义才被平定下去。

如今距离上次农民起义已经过去111年，这111年的平安无事使得明朝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世间还有农民造反这回事。

如果说一个王朝（政权）的灭亡是很多复杂因素糅合在一起发生的化学反应，那来自底层人民的反抗一定是其中最重要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历朝历代莫不如此，秦末陈胜吴广，汉末黄巾军起义，隋末十八路义军，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起义等等，他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次领头的叫做徐鸿儒，出生年月不详，山东巨野县人（今山东菏泽巨野），之所以可以成为此次造反的领导人，还是因为他的经历：

早年曾经在白莲教学习工作过。

白莲教是一个统称，八卦教、天理教、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红灯会、义和团等广为熟悉或不为人知的种种或为白莲教分支或是深受白莲教影响，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其实指的就是白莲教，元末红巾军的领导人徐寿辉、邹普胜、韩山童、刘福通等都是白莲教教徒，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不过鉴于后来这位当了九五之尊，“为尊者讳”，这段不大光彩的经历自然消失了，因为他曾经工作过战斗过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白莲教是一个非法组织，恐怖组织，严禁任何活动。

禁止白莲教的不是别人，就是有过白莲教影响对了解十分了解的他本人。

白莲教有一个特点：在元朝反元朝，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接着反明朝，明朝灭亡了继续反清朝，所以他们反抗的对象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一个抽象的目标：

统治阶级。

再加之白莲教极其庞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白莲教很“荣幸”的在元明清三代都被严令禁止。

如果不是清中后期出现的另一个组织后来居上，白莲教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太平天国。

在这样一个极具斗争经验的工作单位，徐鸿儒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对他的人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在白莲教中，徐鸿儒认识了他人生中的贵人，白莲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的总负责人，白莲教中华区北方大区的董事局主席，也是徐鸿儒的师傅：

王森。

王森，号“闻香教主”，得来此号的原因是王森身上有体香，别人的体香都都是玫瑰啊茉莉啊，王森的不一样，是狐狸的味道，王森自称是因为自己救过狐狸精，这个狐狸精把自己的尾巴割下来赠与王森，附带她的修为保佑王森。（狐自断其尾赠之，有异香）
基本断定，王森应该是患有严重的狐臭。

万历二十三年，王森在传教过程中被人举报，被当地官府当场抓获，传播白莲教是死罪，何况王森还是高层领导，简直是死的不能再死，但没过几天，王森大摇大摆的离开了监狱，继续从事传教工作。

怎么出来的？王森自己说是神明显灵，神明保佑，大家听完都很激动表示要好好在业务工作上下苦功。

其实真实情况就是白莲教的其他高层拿着黄白之物打点了地方官员。（行贿得释）

负责营救王森的正是徐鸿儒。

万历四十二年，王森因传教再次入狱，这次徐鸿儒可没办法了，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有钱也不好使。因为举报王森的是王森的另外一个徒弟，而且人家愿意做污点证人，更重要的原因是王森这次是在北京落网的。

徐鸿儒一盘算，一路打点上去，花老鼻子钱不说，想要救师傅，必须得打点这个人，但这个人是打点不起的：

朱翊钧，工作单位紫禁城，工作职务皇帝。

即使是这样，徐鸿儒上下打点，王森的死罪硬拖到了五年之后王森病死在狱中。

王森一死，徐鸿儒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新一任的“狐臭教教主”。（闻香教）

据某些史料的记载，徐鸿儒领导下的白莲教徒有“不下两百万”，结合古代史料数据的不确定性，两百万肯定没有，但人数不少应该是真的。

于是，徐鸿儒和另外几个地区经理约定，河北景州（景县）、蓟州、山东郓城、山东曹州四地在天启二年中秋节同时起兵，可惜事情最后没成。

正应了范伟老师的那句话：“群众里面有坏人啊！”有人向官府举报了此事，徐鸿儒只能自己先单干了。

徐鸿儒起兵之后，接连“攻占”了四个村寨，在攻占梁家楼之后，徐鸿儒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扩大势力趁官府不备拿下县城而是穿起早已准备好的黄色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身黄，什么黄背心黄内裤黄袜子通通穿上。干什么？当皇帝。（自称中兴福烈帝，年号大乘兴胜元年。）

年号这些当时就公布了，看样子是早已准备许久，想当皇帝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这我们先要打断一下，我们要搞清楚，徐鸿儒当下的行为是起义还是造反？

起义还是造反？这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需要分清楚的问题。

法律判断的依据是行为而非动机，但同样的行为常常有不同的动机，而动机会决定事情的性质。都是为国作战的士兵，对他国进行侵略和他国进行反侵略的士兵，二者一样吗？都是送礼物，一个是想要单纯的和你啪啪啪，一个是想要祝你生日快乐，二者一样吗？

再比如起义和造反。

在历史课本中总是透露着一种这样的观点：穷人总是对的，古代农民总是对的，反抗总是正义的。对于农民的反抗都冠以“起义”的道德大旗，但必须要看到的是，其中有些确实是天下大乱人民群众要饿死没有活路了这样才不得已反抗，比如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比如元末的朱元璋，后金统治辽东时期的十三山，之后的李自成等，总而言之，当一个人正当的生存权受到严重侵犯乃至剥夺时，这样的反抗我们可以称之为起义，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集体有权利有资格去剥夺正当的生存权。

从另一方面讲，在正当的生存权没有受到侵犯或这个生存权本身就不正当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应该当皇帝，结果我是农民，我觉得我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一些所谓的反抗，可能是自身的好吃懒做，可能是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可能是对个人遭遇的不公，还有可能就是想要欺男霸女但又做不到，比这种反抗的本质就是野心，就是想要通过暴力手段重建社会秩序以期达到自认为正当合理但实际却并不正当合理的要求或目的，从古到今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洪秀全，比如现在的徐鸿儒。

徐鸿儒的传教工作没有白做，山东郓城、邹县等地的百姓有很多“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人人皆以红巾包头（多头缠红巾﹐众至万余人），白莲教在山东各县的负责人也云起响应，邹县和滕县被徐鸿儒攻占。
一夜之间，山东的局势让明朝大为震惊，宛如梦中惊醒，邹县和滕县的失守对明朝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两县位于运河重要地段，发往北京的漕运都必须经过此处，运往辽东的军粮也由此中转，“此地一坏，国家进退之路已穷”。

邹县还是亚圣孟子的故里。

对徐鸿儒而言，此刻己方形势一片大好，徐鸿儒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票大的，这就是徐鸿儒的座右铭。

为了激发人们的斗志，徐鸿儒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口号很简单，就三个字：

上西天。

打下山东，咱们一起上西天！

在白莲教中，上西天就是教徒一生的终极目的。

于是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了这样一条令人哭笑不得的记载，徐鸿儒的部下在作战中十分踊跃，你争我抢，争着抢着“上西天”。（竞以为上西天云）

这个“目标”很快就可以达到，但并不是徐鸿儒宣传的“上西天”，而是真正的上西天（去死）。

徐鸿儒起兵之初如火如荼无人可挡，不是他有多么高的军事才能，而是真的“无人可挡”。

山东明军的精锐和主力支援辽东战场，兵力空虚，不光山东如此，全国各地都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也为后来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制造了有利条件，即明军北方主力精锐多集中在辽东战场。

没兵怎么办？一面由山东巡抚赵彦组织山东各地的明军，一面由已经退休在家的原大同总兵杨肇基作为新任山东总兵召集乡勇，孟承光就是组织乡勇在与农民军作战中被杀死的；另一面就是调拨援军，登莱巡抚袁可立派遣登莱水师，京师发兵，北直隶发兵，连辽东军也派遣过来，先灭后院的火再说。

别看在与后金作战中，辽东明军屡战屡败，那也得看和谁比，和八旗铁骑比是差点，但是对付这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农民军，而且在双方人数相近的情况下打他们就跟玩似的，一打一个准。
除了在当皇帝这件事上徐鸿儒准备充分，但其他什么诸如“高筑墙多积粮缓称王”“建立根据地”“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这些正经事一件没准备。

十一月，徐鸿儒内外交困，眼看手底人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外面的明军越来越多，自认大势已去的他出城投降（也有说手下叛变），历时半年的白莲教起义（徐鸿儒造反）宣告失败。

其实徐鸿儒不明白，哪里是大势已去，对他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势，不光是他，对任何一个想要有野心的枭雄也好英雄也罢，所谓的“大势”其实很简单，就四个字：

天下大乱。

乱世，才是他们的舞台，才会给他们拎着宝剑进入命运竞技场的机会，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懂，现在的徐鸿儒不懂，徐鸿儒的接班人后来清嘉庆期间持续九年之久的白莲教五省起义也不懂，此刻山海关外让明朝损兵折将的努尔哈赤也不懂。
有些人，只适合在乱世生；有些时，只适合在乱世做。对英雄枭雄而言，踩着天下苍生的累累白骨才能踏上成功的平台，听着无数父母妻儿的哀嚎才能发出正义的呼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功立业，才能为青史的留下几笔或褒或贬的评说，才能让后人冠以英雄霸主一代枭雄的王冠。

对造反也好起义也罢凡是想要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个人或群体来讲，“首倡义旗”“兵多将广”这些都是次要的，只有天下大乱才是必须的。

天下大乱就是把猪吹上天的风口。

徐鸿儒被平定下去了，但在徐鸿儒起义的七年之后，会有一场席卷中原大地的烽火，在其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名字，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曹操、草上飞、老回回，可能现在的他们还在当着招待所的临时工，可能还在受着别人的白眼乃至侮辱，但七年之后他们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和他们相提并论的都是这时代最杰出最优秀最聪明最狡诈的帝王将相们。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将是一个不次于三国鼎立的时代，我们称这段时代为明末，但我还想再把它延长一点：

明末清初。

虽然解决了山东的后院起火，但明王朝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从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一个威胁越来越大的敌人，当辽西失陷广宁献城的消息传到京师的时候，这种威胁仿佛已经如鲠在喉，兵在其颈：

后金，努尔哈赤。

谁可以去解决辽东问题？不是没有人，但这个人已经被免职接受下一步调查，而这个人最后的结局也很凄惨，凄惨到人死了四年之后尸骨才允许安葬。

这个人就是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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