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钱穆）

       中国西方的三位史学家：黑格尔，马克斯，斯宾格勒。德国历史时间短，黑格尔根据哲学来来讲历史，因为德国没有极长的时间历史材料来形成精美哲学，所以他认为人类是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历史。马克思将人类社会阶段历史演变放在自我设想的一条线上。斯宾格勒认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兴亡盛衰。中国几十年都在的学习西方，但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认识自己。大家热烈地讨论民主，中国若真要学习民主，要认真学学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身上保存着中国历史的旧传统和真精神。

        中国政治是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从空间上看，秦以前，中国其实早统一了（封建统一，周代就是分封诸侯的中央制定制度。西周式微，齐桓，晋文尊王攘夷，尊的就是政治一统。）秦以后，一统是常，多统是变。西方相反，希腊（与春秋略同时）是许多分裂城市。罗马帝国实际是将几个征服地（意大利，希腊，以及地中海其他征服地）绾结成一个头。从直线时间上看，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条线上的中国人，西方则从希腊人，到罗马人，拉丁人，日耳曼人，法国，德国人，虽都是白种人，但政治上是多头的，有极高的堡垒，极深的鸿沟。法国政治家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议会。根据一般历史来说，有的政府是军人政府，有的是贵族传承，有的是富人政府。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贵族军人贫富，主张选贤任能，基本是民众组成。皇帝并不是掌握一切大权的人。唐代三权分立，宋太祖时因宰相去职，皇帝要任命新宰相，找不到敕旨的副署人，而发不出去。后开会协商，由宰相府会议盖章代发。中国一直有监察制度，直到宋代谏官习气太横没主见在政府内不发生作用。明代谏官被废，元清两代专职开始厉行。西方政事由皇帝管，道理由上帝管。政教合一，或为他们的极权政治（罗马，德国）。中国正是理论既不在凯撒又不在上帝，而在士。中国的士是讲道的，带有半宗教的意味，他们参与政治，但不追求个人经济，他们为公众服务。正是有了士这一流品，中国政府才不会成为军人政府，贵族政府，富人政府。中国的土地制度流转过程相对和平。中国社会士“士”与“农”相配合的，士一般从农里产生，退休后做乡绅。工商不允许报考官人，官人不得开店设厂。官家富人在更替流转，中国政府不会成为富人政府。今天中国社会里的“士‘质量先变了，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却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而不讲仁爱牺牲。西方大家都敬重耶稣，苏维埃敬重马列，现在中国却缺乏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中心。于是敬重银行行长，单位领导，引发派系争端。任何一个社会，应该要有大家愿意为之受教的共同尊崇的对象，这才是教育的精神所寄托。

         早期中国的活动范围局限在黄河流域小小地区，神农氏皇帝在河南省，尧舜禹在山西。黄河下游东部较盛，西周新型正统以齐鲁为主，长江流域的吴越在春秋末期才突起，到战国又没落。秦汉依然黄河流域为主，到三国，长江流域才跑上历史舞台（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是人才依然是北方的（刘备诸葛亮北人南迁）。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才有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它偏安的，不士一统的，而且仍士北人南迁。安史之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需要仰给南方。这时候的经济才有南重北轻之势。宋代监督开封，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开封士东部南北中心，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元代建都北京，开始采用海运（天津）。海运的源头是长江，江浙、江西、两湖。太湖波阳虎洞庭湖是粮食盛产之所，你那放经济命脉。明代不用海运，开辟运河。明清两代南粮收入是北粮十倍。中国地面动态，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从大地面转向小地面，从高寒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则由希腊转到罗马，从意大利传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英法德，苏维埃，是有温带向寒带，低处向高处爬，从小地面移向大地面。因为中国地方大，变乱时就向四处跑，总有几处土地成为新文化的处女地。钱穆先生主张建都西安。中国政府头脑指挥中心应该摆在冷的地方，不能放在安逸温暖处。中央政府要零头到，不必刻意接近苏浙闽粤，他们有能力会向政府迁移。长江中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一切像在拥挤，冲撞，不容易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可以发泄。到一个落后的新地区去，才有想象，有创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