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尾佬 (详尽版)
在粤语口语中，人们常常会以 “XX佬”来称呼对方。例如广州佬、香港佬、乡下佬、大只佬、高佬、肥佬、衰佬、傻佬，诸如此类。在邻村村民之间，这种口语应用得最普遍、最频繁了。例如，我和我的大陂田乡亲们，就很习惯称邻村——水尾村的村民为“水尾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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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尾佬，他们也习惯称呼我为大陂田佬。在地理上，我们两村只隔着一条小海河，互为对方“最近”的邻村。两村不仅鸡犬相闻，甚至村民之间经常也可能“朝见口,晚见面”。不过，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隔河对望，或者登上楼顶互相对望。尤其是年轻村民，大部分从未到过对方村里。既浅且窄的一条小海河，彷如难以逾越的天堑，让双方都望而却步。直线距离不过五百米（涉水徒步）的两个村落，驱车前往竟然超过七公里。这么近，却又那么远，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神奇的存在。
当然，水尾村和水尾佬，显然更为神奇。该村依山傍水，人杰地灵，正西边毗邻小海河干流与鸡啼石奇观，正北边有留田坑溪（牛栏水）、正南边有朱山下溪（南窿水）。整个村庄被“匚”字型的溪水紧密包围着，只在东边“网开了一面”，是从化少有的三面环水的自然村落。
该自然村隶属从化江埔街（镇）高峰村，并位于高峰村的最西边，距离105国道约5公里，距离从化区府约8公里。往东和往北，它与高峰村留田社山水相接；往南，它毗邻高峰村赤岗社徐氏一族的屋舍，还跟山下村的水稻田完全接壤；往西，它又与我们凤院村大陂田以及石海村下围社，仅有一河之隔。
水尾村全村姓杨，并无杂姓。村队长杨书记自豪地跟我说，他们是北宋杨家将后人。按照族谱，他本人大概属于杨令公第三十九世孙。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其祖上从新丰迁至从化小海河鸡啼石背后山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该村集体从原来狭窄的旧围（现村址往南约300米处），搬迁至如今开阔的新围。该村先是划归石海村，俗称石海村水尾(简称水尾)；后划归高峰村，并依其族姓改称杨村，现有村民约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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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先有水尾，后有杨村。杨村即水尾，水尾即杨村。在百度地图上，在滴滴打车软件里，在微信定位分享里，无论输入“水尾”，还是“杨村”，指的都是这里。这点小知识，大部分从化人是不了解的。更何况，仅在从化，叫“水尾”的地名就有好几个：吕田镇东联村有水尾社、良口镇有水尾洞村、鳌头镇黄茅村有水尾队以及水尾公交站……
或许，从地名来看，这几个镇也有各自的“水尾佬”，但我与他们无缘。我只与邻村的“水尾佬”有缘。其祖辈从清朝乾隆年间迁徙而来，落户今天的“水尾”；我的祖辈随后在清朝道光年间定居今天的大陂田。两百年来，我们世世代代，只隔着一条秀丽的小海河，一座雄伟的鸡啼石。这蜿蜒的河流、嶙峋的巨石，以及水石相击千百年而形成的鸡啼石深水潭，成了我们共同的家乡信物与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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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尾佬”与我的缘分，远不止这些。光是村队长杨书记——焕兴伯伯，就与我缘分匪浅。他与我父亲同龄，且只比我父亲年长不到两个月。作为邻村兄弟，他们也曾一起玩泥巴，一起打过架。他们还一起到鸡啼石深水潭那里游泳、钓鱼，一起沿着河岸挖沙、摸石螺。大集体时代，他们一大早就去插秧、割稻、挣工分；到了晚上，星空下，萤火虫在乡野飞舞，他们不仅一起提着手电筒去稻田里捉泥鳅、捉青蛙、”照”黄鳝，还一起分享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上一辈的“水尾佬”与“大陂田佬”，应该说是一起玩耍长大的。只是后来分田到户了，各自成家了，就很少串门了。例如焕兴伯伯，他后来还曾光荣入伍、入党。据说，他是水尾村唯一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人物。后来他退役回乡担任村支书，扎根在最基层为人民服务，为家乡服务。再后来，他把家里的老二也送到部队锻炼去了，二儿子如今已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焕兴伯伯一家，实在无愧于门前那熠熠生辉的 “光荣之家”牌匾，更无愧为千古称颂的杨家将后人也……
当然，除了保家卫国的杨书记一家，还有更多的“水尾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其他战场上，成长为新时代的”杨家将”。祥伯一家，正是这样的典型。祥伯今年七十周岁矣，可谓杨村 “水尾佬”之中的老大哥了。不仅是老大哥，还是老司机呢，他是整个村里出了名的叉车驾驶员。从1971年踏入老国企广州（从化）第二合成纤维厂，到 2001年国企改革提前退休，从22岁到52岁，他整整开了三十年叉车。这三十年间，他又陆续把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其中一个更成长为优秀的人民教师呢。
“水尾佬”祥伯，作为优秀的国企老员工，他有多么的爱岗敬业，只有小海河和鸡啼石知道。从1971年到1988年（纤维厂未从石海村搬迁之前)，他几乎每天都从家里出发，骑着俗称“大罗马”的大单车，连人带车趟过小海河，路过鸡啼石，路过我们大陂田村以及石海村下围社，抄捷径（节省约六公里）前往纤维厂上班，下班后原路返回。只有天气恶劣、河水暴涨的情况下，他才会选择 “杨村—高峰村—工农桥—凤院村—纤维厂”那一条安全但却十分漫长的上班路线。可以肯定地说，在那漫长的十七年里，频繁地路过大陂村，祥伯大概遇见过我们村里所有三十一岁以上的人吧。
爱岗敬业、勤劳致富的“水尾佬”祥伯一家，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十年前就盖起了乡村别墅，并在市区买了房。每次路过他家别墅，我总忍不住串串门喝杯茶，登上他们家楼顶，站在杨村的制高点，饱览那一片群山秀色与田园风光。其实年幼时，我曾跟随祖母趟过小海河徒步回她的娘家鹊塱村。祖孙们从大陂村出发，过了河，第一个歇脚的“驿站”，就是祥伯伯的家，就是“水尾佬”的村落。
静静的小海河畔，静静的鸡啼石两旁，邻里乡情剪不断。在杨村，除了杨书记与祥伯伯，还活跃着一位我至今又敬又怕的“水尾佬”——明叔叔。在广阔的鸡啼石平原上，在那超过1100亩的水田里，刚满五十岁的明叔叔，默默耕耘着其中三亩地。他数十年如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精耕细作，一心一意把瓜菜种好，为从城父老乡亲供应着优质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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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叔叔是我见过的最具工匠精神的农民，最吃苦耐劳的一位“水尾佬”。在他的地里，永远都是笔直的菜畦，笔直的竹篱，以及四季不断的优质蔬菜。在鸡啼石机耕路，在他挥洒汗水的背后，永远都是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头挂着一部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悠扬的《乌苏里船歌》等歌谣。
憨厚呆萌的明叔叔，他哪里知道，多年以前，我跟大陂村里的小伙伴们，就曾跟他打过“交道”。那些年的暑假，我们每次到小海河鸡啼石游泳，只要一爬上岸，就能看见他辛辛苦苦种植的大西瓜，就会忍不住敲敲打打、“顺藤摸瓜”……
两百年来，我们“大陂田佬”和“水尾佬”，风雨同行，同饮一江水，共钓一江鱼，共游一江池。这种“顺藤摸瓜”的糗事或趣事，恐怕正好证明着彼此相爱相杀的缘分吧。我们离得太近了，要是小海河鸡啼石旁边架起一座桥，我每天都能过来串串门，散散步，或能看望碧绿的菜畦，欣赏金黄的稻束，回望袅袅的炊烟。再聆听两岸脉脉的流水，感受那份高贵的单纯，那份静穆的伟大，该多好啊！
可是我又常常在想，就这样和“水尾佬”隔河对望，一百年，一千年，保持着“这么近，那么远”的距离，本身就是多么有诗情画意的一件事情呀。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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