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多方解《论语》，一天读一句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评思】

先思：颇像是小说中修真的笔法，从开始学习，经过有所成，不困扰，知道自己此生的目的，听进不同意见，最终随心所向。展现了孔子对自家学问的期许与看法，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描画。

怀瑾说：立，固定不变；惑，疑惑。两者对象均为“处事的法则”。“天命”，形而上的思想，而不仅理解形而下的学问。“耳顺”内心平静地接受各个观点，却也助善劝恶。而七十岁即能在礼制内随心而行。为政行事须有人生经验：是能通情达理，格物致知，鉴往知来。

钱穆说：“志”，心之所向，所以有学，以向目标靠拢，二者相依。“立”，成立，坚定不移。“不惑”，理解外界言行的本源与互通之处，于是尽管有逆势，有偏差，也可以安然处之。“天命”人生中应为的职责道义。守道与情势相悖，而知晓天命更不怨天，又比自信坚定强了。然，学为信仰之本，此信仰虽非宗教，但仍可存心于此，力求达之。有了这些素养与能力，明辨因果是非，甚至能教化他人，所以外界悖逆不顺的反应不能撼动自身理念，有了“耳顺”的境界。“耳顺”者，不仅涵盖现实所听，也包括往事前言，如此博达，实为大道，更见提升自我的重要性。“从”遵从。“矩”，直尺，引申为法则。到此境界，虽从心而行，不刻意约束，却合于法度，正是自由的极度体现。内外合一，亦如天道，已达极致。

孔子所述自身学问精进的过程，也是儒学者努力的标杆。然而上达天命终究缥缈，却不是自比的对象。当下学而从实处出发，不宜空谈玄幻，却可励求不怨天尤人。

朱熹说：“志”，存有愿想，念念不忘。“学”，明德之道。“立”，成立，坚定不移。这份操守已经存在，也就不用仅在心里念想。“不惑”，明白事物的因果，没有疑虑因此无所谓坚定。“天命”更加本源命宿的道理，比因果更胜一筹。“耳顺”，有了之前的素养与能力，自然可以贯通各类言行的本源。“从”，跟随。“矩”，法度用器。安然随心所欲，虽不刻意却皆在法度之中。此数者，当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以达本心纯良。

总结：

相同点：孔子从十五岁一心向学起，逐渐坚定思想、然后安心不疑。而后才接触到形而上的天命。而这些都是人生中循序渐进的经验积累所得来的。

不同点：

1.“不惑”的原因：南怀瑾没有太多提及，钱穆说是理解了偏差间的互通之处，朱熹则强调要明白事物因果关系。

2.“天命”是什么：钱穆说是职责道义，诸事求己。朱熹强调其中的宿命本源，并与“不惑”所提的因果相比。南怀瑾笼统的解释为形而上学。

3.“耳顺”释义：南怀瑾和钱穆都提到接纳外界信息而输出教化，钱穆额外补充了其对是非的判断力，所以自身理念不为他物引导。朱熹则是在天命上进一步扩充，谓贯通本源是耳顺的重要原因。

4.“随心”“不逾矩”：南怀瑾将不逾矩“放在前提”，指在规矩下随欲而为。朱熹和钱穆都将“随心”为前提，只尽管肆欲而为，却不犯法度。

5.本句目的：南怀瑾强调教人通情达理，鉴往知来。钱穆则偏向教人从实出发，依仗自身。朱熹却概括为使人性纯良。

后评：学习成长的初步过程，都是相对确定的：接受知识，坚定素养，而后安然处事。但后面的发展就很难概括，本源宿命，不止一种看法和解释，而每人的认知总不一定是本质——既有从中吹捧圣人，又有说圣人不及——虽不能切实取材，却可像上帝的天国般，做一个念想。也由此可见，能明察、贯通乃至融于事物的本源，是儒家眼中的最高目标，也确是不错的个人宿求与不断前进的目标。